需要注意的是，卢兆龙文中的“澳夷”并未能将澳门的葡萄牙人和传教士做严格的区分，实际上是二者的泛指。显然，这是徐光启让传教士与葡萄牙人共同参与军事活动的强兵政策所造成的后果。至此，传教士与葡萄牙人被中国人认为是同伙。
    此后，反天主教论者继承了这一观念。1638年，福建省发生了反天主教运动。(42)苏及寓在《邪毒实据》中攻击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说：“此夷诈言九万里。夫诈远者，令人信其无异志，而不虞彼之我吞我耳。不知此番机深谋巧，到一国必坏一国，皆即其国以攻其国，历吞已有三十余。远者难其踪，最近而吕宋，而米索果，而三宝颜，而鸡笼、淡水，俱皆杀其主夺其民。只须数人，便压一国。此其实实可据者与。”(43)这里，苏及寓认为艾儒略是侵略者的证据，与《参远夷三疏》的论调相同，苏及寓的文章极可能是参考前者写成的。虽然侵略吕宋是佛郎机，但侵略米索里、三宝颜、鸡笼和淡水的却是荷兰人（红毛），中国人对此不加区别，全都归过于传教士。进入清朝后，在1664年，发生了杨光先攻击在北京钦天监任职的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等传教士和信教士人的事件，结果汤若望和许多信教士人受到刑罚。(44)杨光先批驳传教士说：“从来天下之祸，常伏于其所忽。初以其根蒂之小也，不甚留意提防，及至毛羽既丰，一旦变作，不可扑灭，虽悔何追。自古至今，每每如斯。况其教以谋夺人之国为主。查其实迹，非止一端。……其已夺吕宋国也，有故明南礼部沈之参疏可据。如此狼子野心之人，又有火器刀甲之锬猛。安可与之同中国哉。臣不但为身惧，为族惧，且为天下惧，为朝廷惧矣。”⑥杨光先也把佛郎机侵略吕宋事件作为传教士是侵略者的证据，并明确指出来自《参远夷三疏》。可见《参远夷三疏》对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
    必需要注意的是，沈在《参远夷三疏》中只是暗示传教士可能是佛郎机。但是，苏及寓和杨光先则明指就是佛郎机。这种变化是由徐光启让传教士与葡萄牙人共同参与军事活动的强兵政策所造成的。中国人把佛郎机侵略吕宋事件等与传教士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传教士是侵略者观念的正式形成。
    结论
    通过考察传教士与佛郎机（葡萄牙人）的关系，揭示了传教士是侵略者观念的形成过程及原因。
    最初，耶稣会在华的传教方针是适应政策，它要求传教士全力消除中国人认为传教士可能是侵略者的疑虑。传教士在竭力避免与被中国人看做是侵略者的澳门葡萄牙人接触的同时，由于传教资金的中转必须依靠葡萄牙人，传教士又不得不与之保持联系。南京教案中对传教资金供给渠道的调查，揭开了传教士与葡萄牙人之间的关系。沈据此怀疑传教士可能就是佛郎机。受此影响，万历帝下诏将传教士驱逐到澳门，这导致传教士在华传教事业暂时中断。
    为恢复传教事业，徐光启提出强兵政策，招聘澳门的传教士和葡萄牙炮手一起来到北京，辅助明王朝防御后金。这虽然促成了在华传教事业的恢复，但却背离了以前的传教方针。其负面影响导致中国人认为传教士与葡萄牙人关系密切，传教士被看做佛郎机。以后的反天主教论者，把佛郎机侵略吕宋事件等全都归过于传教士，明确宣称传教士就是侵略者。至此，传教士是侵略者观念正式形成了。
    收稿日期：2011-03-24
    注释：
    ①Standaert,Nicolas,ed.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vol.1:635-1800,Leiden:E.J.Brill,2001,pp.9-10)；李天纲：《中文文献与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张先清：《史料与视界--中文文献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25页。
    ②李天纲：《中文文献与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黄一农：《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华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台北：《新史学》第7卷第1期，1996年。
    ③近年来的代表性研究，“中西思想交流史”方面的有张国刚、吴莉苇的《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区域社会史”方面的有张先清的《官府、宗族与天主教：17-19世纪福安乡村教会的历史叙事》，中华书局2009年版。
    ④高瀨弘一郎：《キリシタン时代の研究》，岩波书店1977年版，第75页；关于耶稣会对日本与中国的军事计划，参见该书第3章“キリシタン宣教师の军事计划”，以及金国平：《耶稣会对华传教政策演变基因初探--兼论葡、西征服中国计划》，《西力东渐》，澳门基金会2000年版。
    ⑤高瀨弘一郎：《キリシタン时代の研究》，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