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说，梭伦是“第一个民众领袖（tou demou prostates）”①，“在民众掌管事务后，克里斯提尼成为他们的领袖……他的改革使得宪制比梭伦时代更民主”②。公元1992年，西方学者规模盛大地举行了一系列关于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以纪念雅典改革家克里斯提尼在公元前508/7年的政治改革，并把它视为雅典民主诞生的标志。尽管在具体功绩的归属上存在争议，古今史学家似乎有将梭伦、克里斯提尼奉为民主创始人的传统。③但是，梭伦出身于上层贵族，克里斯提尼则来自著名的阿尔克迈翁家族，这两位重要的民主领袖同时都与贵族阶层有密切联系。
    实际上，学界关于民主发展动力与进程的争论由来已久。希格奈特和西利等学者认为，来自阿提卡各地方的贵族在公元前6世纪的争夺政治权力是民主形成的主要推动力；奥伯则认为，逐渐觉醒的公民意识才是民主诞生的决定因素，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促使贵族精英转而成为民众领袖。④前者有把雅典民众看做“群体无意识”的嫌疑，而后者则无法解释为何雅典民主在发展中始终摆脱不了某个核心人物的阴影，两种观点把问题两极化且简单化了。⑤沃尔特·伊登认为雅典民主始于贵族将民众带入政治，于无意中孕育了民主的发端，他将民主定义为“由一套稳定法律机制产生并控制权力，且独立的选出政府进行统治”，由此称民主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⑥沃尔特提出了渐进且互动的民主进程，但他的概念似乎掺入太多现代政治的色彩。
    希腊，特别是雅典的城邦贵族，其独特性在于他们不是一个封闭的阶级，总有一部分贵族去联合民众来实现自己在城邦中的地位。由于缺乏稳定的国家机器，贵族需要民众特别是重装步兵阶层作为自己力量的支撑，但正是在民众被动地纳入政治斗争后，他们的政治意识开始觉醒，最后成为影响国家发展和领袖决策的重要因素，就连贵族也不得不适应这种变化，放弃家族的联系，在城邦体制下重新寻找自己的政治立足点。基于此，笔者期望通过分析一个重要的贵族家族阿尔克迈翁家族与公元前6世纪雅典政治变革的关系，为雅典公民意识和民主政治的形成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本文试图说明，民主的产生不是某一次改革的结果，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贵族斗争的牵引与民众参与的推动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相应的作用。正是民众从被动到主动，从贵族的斗争机器到参与民主实践的转变见证了民主的胜利，并由此界定民主的诞生。
    一、麦加克勒斯的“渎神案”与梭伦改革
    公元前6世纪初，梭伦被任命为贵族和平民矛盾的调停人为社会立法。他对经济、政治与社会风俗等多方面进行了改革，其中取消债务奴役、赋予公民上诉权、设立陪审法庭这三项措施被誉为最具民主色彩。“民众一旦拥有投票权，就获得了管理国家的公民权利”⑦，可以说，梭伦改革为雅典民主奠定了要素之一，即公民身份。⑧然而，回顾改革前的雅典社会，却是由来自阿尔克迈翁家族的麦加克勒斯拉开了一系列贵族斗争的帷幕，从而形成了巨大推力并促成梭伦的民主改革。
    希罗多德说：“阿尔克迈翁家族自古就是雅典的望族。”⑨而雅典的早期执政官年表显示，阿尔克迈翁家族的成员在雅典早期历史上曾多次担任雅典执政官，⑩属活跃于雅典政坛的显赫家族。而这一家族同庇西特拉图家族、菲莱代家族的成员相继在早期执政官年表上的反复出现表明，公元前7世纪末之前的贵族社会里，（11）包括阿尔克迈翁家族在内的显赫贵族家族凭借自己的家世背景、财富形成了封闭的小集团，轮流分享或彼此争夺政治权力。
    显赫贵族垄断政治的局面，使得被排除在统治圈之外的贵族只能通过非常手段夺取权力，而僭主政治的兴起为此提供了契机。约公元前632/1年，（12）阿尔克迈翁家族的麦加克勒斯时任雅典执政官，贵族库伦在麦加拉僭主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据古典作家记载，库伦是奥林匹亚赛会的冠军，也是麦加拉僭主的女婿，（13）这证实了他作为贵族的荣誉和地位，但他显然不属于掌握政治权力的显赫贵族集团，因此只能借助外邦僭主的武力来争夺政治权力，企图打破贵族集团的垄断。
    面临库伦带着随从和麦加拉的军队企图占领雅典卫城，全体雅典人（hoi athenaioi pandemei）从乡间赶来（ek ton agron）包围了卫城。（14）这场贵族企图夺权的政变，因民众的反抗而失败。那么，及时赶到雅典的到底是哪些人呢，这一事件又对正在发生的贵族斗争产生了什么影响？首先，他们能短时间从乡间赶来，表明他们是居住在雅典城附近的农民。因库伦所带来的麦加拉军队可能将雅典置于麦加拉控制之下，在麦加拉与雅典的土地争端反复发生的时期，（15），这种控制必将切实影响到每个农民，促使他们起而反抗。尽管传说在忒修斯时代已经开展统一运动，将阿提卡各地居民都归入雅典建成雅典国家；但这一事件显示，到公元前7世纪末，“雅典人”仍然只限于指称雅典城以及周边村落的居民，而阿提卡对以雅典为中心的国家认同尚未建立，雅典对于广大阿提卡地域的控制也没有完全实现。另外，“全体雅典人”能赶来包围卫城，说明他们是具有武装的重装步兵阶层。他们平时耕作，战时出征。雅典这套兵民合一的机制，决定了城邦没有专职的军事队伍，只是在遇到上述紧急情况时，重装兵才自发地集合起来保卫城邦。并且，他们在行动后没有借机为自己争取任何利益，而是将局面转交执政官控制，这表明相对于贵族，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处于劣势地位的雅典平民还不具备积极的公民意识。由于他们被排除在国家官职之外，他们还不能被称为真正意义的“公民”。（16）因此，雅典人抵抗库伦的行动更像一场自救行动；但正是他们的这次紧急集结，令贵族领袖看到了他们的力量。
    库伦夺权的斗争经民众的短暂干预后，雅典政权仍然为贵族所掌控，并最终发展成一场渎神案。这又透视出贵族斗争怎样的实质呢？为此需要回到古典作家那里去复原渎神案件的原貌。希罗多德说，当时控制局面的是雅典的船队区长官（hoi prytanies ton naukraron），（17）由于库伦和同党逃到女神像旁寻求庇护，他们答应免去对其死刑惩罚，但最后仍然处死了叛乱者，因而犯了渎神罪。杀人的罪名被放到了当年的名年执政官麦加克勒斯及其所在的阿尔克迈翁家族身上。（18）修昔底德说，雅典人将守城任务转交给9名执政官（hoi ennea archontes），他们与库伦党人达成协议，但最后杀死了这些向女神祈求庇护的人。（19）普鲁塔克则认为，执政官麦加克勒斯与库伦达成协议并诱使他们离开神坛，而后麦加克勒斯和他的同僚执政官（ho Megakles kai hoi sunarchontes）将其杀死，因此犯了渎神罪。（20）从三位作家的记述看来，负责守城的长官因处死了向女神寻求庇护的库伦党人，由保卫者变成了渎神的罪人。三位作家所称的船队区长官、9名执政官、麦加克勒斯及其同僚执政官虽然说法不同，但都指明处置的行为者是当时的全体最高长官，可是最后由名年官麦加克勒斯及其所在的阿尔克迈翁家族来承担渎神罪名。这显示了贵族集团内部在分享权力之外，还有相互争夺的一面，阿尔克迈翁家族正是作为贵族斗争的牺牲品承担了渎神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