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动机上分析，克里奥美尼要扶植伊萨格拉斯建立寡头政治，需要争取的就是原来战神山议事会中的贵族和僭主分子，只有他们既能够接受寡头政治，也能有助于伊萨格拉斯顺利掌控国家机器；因此克里奥美尼对战神山议事会更应拉拢和收买而非打击或拆散，他们中的部分人很可能将加入伊萨格拉斯的三百人党。其次，克里斯提尼所提案的五百人议事会需要在他的十部落基础上创建，不单是克里奥美尼，估计克里斯提尼本人都还不能确定这一机构创立后的影响。从希罗多德和亚里士多德的记载看，当时克里斯提尼尚未进行他许诺的改革，五百人议事会应当还没有建立。因此，奥伯的看法也无法成立。
    这样，通过克里斯提尼的提案以及要被克里奥美尼拆散的机构最可能是四百人议事会。亚里士多德说：“梭伦创立了四百人议事会，但他仍把监督法律的职权授予战神山议事会……这个议事会掌控着最多和最重要的国家大事。”（52）亚里士多德还提到，在公元前411年寡头政变后，寡头分子仿效克里斯提尼在创建民主政治时制定的法律，理由是他的政制更类似梭伦的而不是民主政体，（53）这其中就包括建立四百人议事会。亚里士多德的叙述把梭伦政体与民主政体区别开来，暗示在寡头分子眼中梭伦所建立的不是真正的民主政体；而在他两次提到四百人议事会时，都只字未提这一机构的功能和发挥的作用。这表明在战神山议事会的把持下，它并不能对国家政治决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那么克里奥美尼为何还要解散它呢？联想到克里斯提尼曾担任公元前525/4年的执政官，作为卸任执政官又成为战神山议事会的成员，他有能力煽动四百人议事会作为预备会议向公民大会提案，而提案即将赋予公民的权力吸引着公民大会将其通过，也将对雅典国家政治结构带来改变，对克里奥美尼扶植的寡头政府造成威胁。因此，在提案付诸实施前，尽管四百人议事会只是象征性的民主机构，但克里奥美尼已经认识到它的威胁而采取行动将其解散。
    当时克里斯提尼以及相关的民主派贵族都被驱逐，还有相当一部分贵族加入了的寡头政府。面临克里奥美尼的打击，民众可能取得的民主成果就要付诸东流。就在此时，“议事会起来反抗，城邦公民（tou plethous oi）也团结起来，将克里奥美尼和伊萨格拉斯的军队围困在卫城达两天之久。”（54）关于这次围困的执行者，希罗多德说是“其他的雅典人”（athenaion oi loipoi）（55）；亚里士多德称为“民众”（ho demos），也就是说，这次集结援救的行动主体是雅典民众，而他们具备了明确的目标，即捍卫他们即将获得的民主权力，抵抗斯巴达的外来控制和伊萨格拉斯的贵族寡头政府。与库伦案件相比，雅典民众开始具备自觉意识来保卫雅典城市国家。经过他们的坚决斗争，斯巴达人最终休战并离开雅典，其他叛党则被处决，只有伊萨格拉斯和少数党人逃出。雅典民众于是迎回了克里斯提尼等流放贵族，这次国家与民主的保卫战宣告胜利。公元前507/6年，阿尔克迈翁家族另一成员阿尔克迈翁当选执政官。（56）
    经过上述斗争，克里斯提尼的地位随之恢复，他开始实施改革以落实当初的提案。关于他划分的十部落和三一区，许多学者质疑这种复杂安排的背后隐藏着克里斯提尼作为贵族领袖的动机。（57）确实，作为阿尔克迈翁家族的成员，在反复斗争后重建家族的势力似乎顺理成章。然而，克里斯提尼与其前任家族成员的不同在于，近一个世纪的家族斗争使他面临的政治形势有所变化。由于一部分贵族不断吸收平民参与政治活动，肯定他们的公民身份，培育他们的公民意识，民众开始自觉地具备对国家事务的主动性，并作为政治较量中不可忽视的一极发挥独立的影响。克里斯提尼正是在这些民众的支持下取得胜利，他认识到民众的力量，甚至他也需要民众作为他权力的支撑，因此在他的改革中体现了不同于传统贵族的举措。
    亚里士多德说：“克里斯提尼把所有居民划为十个部落，以代替原有的四个部落，目的是要使不同部落的成员混同起来，以便让更多的人可以参加到政府中。”（58）确实，新创建的十部落由来自不同地域的三一区组成，并由德尔菲神谕选定十个部落神建立新的崇拜，虽与原有的四部落一胞族结构并存，但后者在社会习惯与宗教心理中的影响逐渐减弱，因而拆散了地方贵族势力的根基。三一区内德莫居民以地域登记，城市与边远乡村居民获得了同等的地位，从而将阿提卡各地真正统一到以雅典为中心的城市国家之中。另外，克里斯提尼还为那些在僭政结束时被剥夺公民权的人重新恢复公民身份。（59）这意味着自梭伦改革以来建起的公民集体进一步扩大，更广大地域的阿提卡居民都享有公民权，都能出席公民大会，并需要共同承担军事义务。然后，克里斯提尼根据新的十部落创立了五百人议事会，并以抽签的办法保证各部落各区的居民都有平等的配额参与其中。这一机构空前地扩大了政治参与度，以其庞大的规模避免为某一派别单独控制。另外，该机构可能接管了公民大会预备会议的职能，从而制约了高级官员操纵民众的可能。（60）
    作为贵族成员，克里斯提尼的党争具有明显的公元前6世纪的特征，他的改革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顾及家族利益。但是，他见证并利用了民众的力量，最终转变了传统的贵族路线，选择民众成为他的新的权力基础。这体现在他架空原有的部落-胞族-家族的结构，混同了全阿提卡的居民，赋予他们以平等的政治权力和军事义务，以瓦解家族势力的地域根基，彻底革除贵族党争的根源。同时，设置五百人议事会使战神山议事会和公民大会间建立制衡，这也成为锻炼公民政治素质的渠道之一。尽管有学者强调对克里斯提尼功绩的过分拔高有相当的现实渊源，（61）但克里斯提尼的行为方式已显然有别于公元前6世纪前期的贵族；以地域为基础的公民身份，更是公元前5世纪民主繁荣不可缺少的基础。因此，处于转型时期的克里斯提尼，既是贵族成员，又是民众领袖，他的贵族理想似乎正是在实现了民众利益后才得以保障。或许正因为这样，希罗多德才说，在实现权力平等后，雅典的实力就变得更强大了，每个获得自由的人都开始为自己的利益而努力。（62）
    阿尔克迈翁家族与其他贵族家族的争夺几乎贯穿整个公元前6世纪。正是在贵族的斗争中，雅典公民的身份得到界定，公民意识被逐渐唤醒，公民最终被赋予权力成为独立的力量。可以说，公元前6世纪是一个从纯粹的贵族党争推动政治到民众逐渐卷入最后成为政治舞台上主角的过程。一方面，来自不同地方的贵族相互党争并吸收民众将其纳入政治斗争的轨道；（63）另一方面，平民与贵族在身份上、经济以及政治上的显著差别，也在民众中形成一股内在的推力，迫使贵族的大门向民众敞开。到克里斯提尼改革之时，他已不得不顺应民众的意志，因为此时民众已取代传统的家族成为他的权力基础。尽管他的改革措施中不无照顾家族的因素，但公民的政治权利正是经他改革开始真正实现。因此，克里斯提尼之后的贵族不再是传统意义的贵族，他们在民主的框架内维持着贵族理想，带动民主机构运转，贵族最终被同化到民主的进程中。同时，以家族为核心的地域被统一到以雅典为中心的城市国家之中，公民身份取代家族来源更受到强调。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贵族推动了民主的发端，与民众一步步结盟，贵族成员克里斯提尼最终促成了民主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