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加克勒斯因参与镇压行动，被其他贵族对手作为借口将阿尔克迈翁家族驱逐出雅典，而他们的离开并不意味着斗争的平息。权力争夺所带来的动荡局面削弱了贵族对平民的控制能力。伴随着人口增长、农业歉收等，公元前6世纪初经济形势也开始恶化，阶级分化和债务奴役日益严重，民众的不满情绪加深。为缓和局势，避免革命，梭伦被推举以仲裁者的身份进行改革。梭伦表示，他是不得已才担此重任。因此，他既不与富有的贵族同流合污，也不偏袒平民，而采取中立的立场。（21）通过改革，梭伦取消了债务奴役，重新划分公民等级，创建四百人议事会作为公民大会的预备会议，并赋予公民上诉权，从此，平民摆脱了债务并与奴隶之间划清界限，因而获得确定的公民身份，形成稳定的公民集体，通过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他们首次能参与到国家事务中。
    尽管梭伦声称他站在中立的立场，他对两方都有偏向。（22）他的经济改革改善了平民的经济困境，而他的政治改革则主要使财富贵族获益。改革之前，政治权力为显赫贵族垄断；改革之后，掌握财富的贵族被纳入统治集团分享权力。实际上，“梭伦将高级官职保留在贵族手中，但接纳平民在政府中占据一席之地”（23）。平民获得的至多是维持其自身安全和权利的保障，而贵族内部政治优势发生了转移，公民集体则成为重要的仲裁机构。由此反映了政治策略的变化。上文提到，雅典缺乏常规军队和稳定的国家机器，在库伦案中赶来援救的人们使贵族注意到他们潜在的力量，但他们又不具备足够的自觉意识，阿尔克迈翁家族等财富贵族正是以此契机支持梭伦的民主措施，将公民集体变为他们的政治筹码。因此，所谓的民主措施同时也是有条件的权力转让，是为将民众变为斗争工具纳入政治斗争的轨道而制定的新策略。改革后，阿尔克迈翁家族凭借家族财富回到雅典政坛。纵观梭伦的民主改革，它由包括阿尔克迈翁家族在内的贵族阶层的权力斗争所推动，又深受民众的不满情绪与潜在力量的影响。梭伦似乎在保证贵族优势的前提下，寻求“公正的中立”。然而，债务奴役被取消后，贵族仍掌握着大量土地，贫民仅仅回到了被剥削的起点，一旦再次陷入经济困境，他们仍会依附于贵族，经济改革的局限性使得梭伦转而以政治权利安抚民众，阿尔克迈翁家族则把握时机，支持梭伦肯定公民集体的仲裁力量，以改变家族被流放的处境。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民众被赋予权力开始逐渐参与到政治斗争中来。
    二、另一个麦加克勒斯与“僭主”庇西特拉图
    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被称作“克洛诺斯的黄金时代”，统治温和且遵循法制。（24）他在很大程度上维持梭伦宪制不变，（25）不仅保留了战神山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等机构，更从经济上大大惠及平民，可以说，他的统治是梭伦政体的延续，孕育并铺垫了民主的诞生。而与梭伦一样，他原是贵族成员，他的上台又是以同阿尔克迈翁家族的党争为前奏的，贵族争权再次从反方向推动了民主进程。
    庇西特拉图掌权之前，面临两大竞争对手，分别是平原党的领导人吕库尔戈斯（Lykourgos）和及来自阿尔克迈翁家族的另一个麦加克勒斯。前面提到阿尔克迈翁家族经渎神罪的打击后，偏安东南一隅。前述名年执政官麦加克勒斯之子阿尔克迈翁担任了雅典的将军，出征保卫德尔菲神谕所的第一次神圣战争。（26）也是这位阿尔克迈翁建立起与小亚强国吕底亚的联系，（27）还赢得公元前592年驷马战车比赛的胜利。（28）其子麦加克勒斯同西库昂僭主之女联姻。（29）考古资料显示，在其家族势力范围，阿提卡东南角的安那弗吕斯图斯（Anaphlystos）发现了具有该家族特征的大量祭品。（30）通过建立与外邦的联系，设置宗教崇拜中心，阿尔克迈翁家族的政治形象很快得以重塑。
    当麦加克勒斯再作为党派领导人参与政治角逐时，他的海岸派采取中间立场，平原党人要求成立寡头政治，庇西特拉图则被看成“最彻底的人民分子（demotikotatos）”（31）。学者们对这三派的分歧进行了不同的解释。希格奈特认为，平原与海岸之争，反映了梭伦改革后被剥夺政治权利的老贵族和新兴贵族势力的对抗。（32）霍尔提出，海岸派聚集了大量商人和手工业者，而平原派大多是传统的土地贵族。（33）然而，他们基于亚里士多德的地理定位和阶级分析，无法说明为何传统贵族集中在中央平原，而新富在购置土地时，又为何偏爱东南沿海的土地？另外，早期雅典执政官年表显示，庇西特拉图的家族和阿尔克迈翁、菲莱代家族一样，都于公元前7世纪前期就跻身雅典的显赫贵族家庭之列。（34）希罗多德更认为庇西特拉图家族是来自派罗斯的涅琉斯家族的后代，（35）把出身优越的他看做“最彻底的人民分子”似乎存在一定的误读。
    联想到雅典还未完全实现对阿提卡的统一控制，阿提卡各地仍存在分散的地方势力，一种更为合理的解释是：这三派各自属于某贵族家族，他们分别在中央平原、东南沿岸和东部山地拥有势力并聚集了大量追随者，继续为争夺统治权力而斗争。（36）在这场权力之争中，一开始庇西特拉图并不占上风。他的对策是劝诱人民给他设置护卫，靠着这些“持棒者”（korunephorous）来反对人民并占领卫城。（37）这一手段颇似半个世纪以前的库伦政变，同样是企图占领卫城，庇西特拉图却拥有库伦不具备的成功条件。经过梭伦改革，公民大会吸收了广大平民形成新的公民集体，还创建了四百人议事会作为公民大会的预备会议，事实上落实了公民大会对城邦事务的表决权。庇西特拉图正是利用这一机构，并渲染他作为麦加拉战争英雄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38）由此他取得成功并被称为“最彻底的人民分子”。这也再次证实，贵族为取得政治斗争的胜利而转向集体议事机构，诉诸民众力量以增加自己的筹码。贵族政治在发展中逐渐把民众力量纳入政治斗争的轨道。
    但是庇西特拉图的这一次夺权并不稳固，不久麦加克勒斯就联合吕库尔戈斯把他赶走。可以想象，接下来海岸派同平原党人之间的斗争同样激烈。当麦加克勒斯再次苦于党争的时候，他转向庇西特拉图，他们联盟的基础是庇西特拉图夺权后将迎娶麦加克勒斯之女。尽管这意味着庇西特拉图将放弃与阿戈斯妇女提摩娜萨（Timonassa）的第二次婚姻，以及因此而建立的对外关系。（39）它显示阿尔克迈翁家族在两个家族的联盟中掌握着主导权。他们利用庇西特拉图家族势力范围内派阿尼亚地区盛行的雅典娜·帕勒尼斯崇拜，（40）要求此村落一身材高大的妇女打扮成雅典娜女神的模样，并乘上战车与庇西特拉图一同回城，由此对雅典人宣称，是女神亲自将庇西特拉图迎回雅典了。对于他们的对手吕库尔戈斯，这显然是一个骗局。尚且控制局势的他不会因此而拱手放弃权力，但是城中的雅典人却虔诚地迎接他们。对他们而言，也不会真的把该妇女当做雅典娜女神，而是在宗教仪式的氛围中接受了政治宣传的引导，（41）处于下风的贵族再次依靠民众的集体力量赢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