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Aristotle,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洛布古典丛书，坎布里奇1996版，2.3。
    ②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20.4-22.1。
    ③为纪念雅典民主产生2500周年所出的论文集中，瓦勒斯、奥伯和拉弗劳伯分别撰文表达他们对于雅典民主产生年代及其相应的创始人的不同见解。R.W.瓦勒斯：《梭伦的民主》（Robert W.Wallace,Solonian Democracy），乔赛亚奥伯：《革命问题种种：民众行动中的民主》（Josiah Ober,Revolution Matters：Democracy as Demotic Action）；K.A.拉弗劳伯：《权力在民众手中：雅典民主的基础》（K.A.Raaflaub,Power in the Hands of the People：Foundations of Athenian Democracy），伊恩·莫里斯、K.A.拉弗劳伯编：《民主2500？问题与挑战》（Ian Morris and K.A.Raaflaub ed.,Democracy 2500? Questions and Challenges），美国考古学校1998年版。
    ④C.希格奈特：《到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政制史》（C.Hignett,A History of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to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B.C.），牛津1952版；拉斐尔·希利：《古风雅典的地方主义》（Raphael Sealey."Regionalism in Archaic Athens"），《历史》（Historia）第9卷，1960年第2期；乔赛亚·奥伯：《雅典革命：古希腊民主和政治理论论文集》（Josiah Ober,The Athenian Revolution：Essays on Ancient Greek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Theory），普林斯顿1996版。
    ⑤奥伯自己的观点随着当代社会形势的变化变得愈发激进。他的著作以苏联解体为分水岭，随着西方民主的胜利，他更强调雅典民主诞生中特别是公元前508年事件中民众的主体作用，他发表于此后的著作开始否定这场民主革命中贵族领导的参与和作用。乔赛亚·奥伯：《民主政治时代雅典的大众与精英：修辞、观念与民众权力》（Josiah Ober,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Rhetoric,Ideology,and the Power of the People），普林斯顿1989版，第53-74页；乔赛亚·奥伯：《雅典革命：古希腊民主和政治理论论文集》，第13-17页；乔赛亚·奥伯：《我围困了那个家伙：民主的革命性开端》（Josiah Ober," 'I Besieged That Man'：Democracy's Revolution Start"），K.A.拉弗劳伯，乔赛亚·奥伯，R.W.华莱士：《古希腊民主的起源》（Kurt A.Raaflaub,Josiah Ober and Robert W.Wallace,Origins of Democracy in Ancient Greece），加利福尼亚2007版，第83-104页。
    ⑥沃尔特·伊登：《贵族与雅典民主的到来》（Walter Eder,Aristocrats and the Coming of Athenian Democracy），伊恩·莫里斯、K.A.拉弗劳伯编：《民主2500？问题与挑战》，第105-140页。
    ⑦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9.1。
    ⑧亚里士多德：《政治学》（Aristotle,Politics），洛布古典丛书，坎布里奇1990年版，1273b35-1274a5；黄洋：《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当代西方雅典民主政治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
    ⑨希罗多德：《历史》（Herodotus,Histories），洛布古典丛书，坎布里奇1998年版，6.124。
    ⑩雅典人习惯用当年名年执政官的名字来纪年。卡杜克斯依据帕罗斯碑的残片记载，对照几位古典作家，包括罗德斯的卡斯托尔（Kastor of Rhodes），狄奥尼索斯（Dionysios），埃西比乌斯（Eusebios）提供的年代证据，复原了早期执政官年表，基本为学界所接受。上面反映了王政结束后，从终身执政官到十年一任执政官，再到一年一任执政官的转变，记载着庇西特拉图，米太亚德，麦加克勒斯等名字。截至公元前7世纪末，阿尔克迈翁家族的成员出现了三次，分别是麦加克勒斯（922-892B.C.），阿尔克迈翁（755-753B.C.），麦加克勒斯（632-631B.C.）；菲莱代家族二次，米太亚德（664-663B.C.），米太亚德（659-658B.C.）；庇西特拉图家族一次，庇西特拉图（669-668B.C.）。T.J.卡杜克斯：《雅典执政官：从克雷翁到赫普希克德斯》（T.J.Cadoux，' The Athenian Archons from Kreon to Hypsichides'），《希腊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第68卷，1948年，第52页。
    （11）公元前7世纪至今仍是史料缺乏、争论颇多的领域。现有的古典文献大多出自较晚的作家，如亚里士多德和普鲁塔克曾提及公元前7世纪末到梭伦改革之前这段历史，但是亚里士多德的主要资料来源为公元前四世纪的阿提卡地方志史家，他们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立场，对于梭伦的政治功绩有过分拔高之嫌。尽管如此，古典作家对梭伦改革前的社会状况的记载仍有参考价值，并和考古学者的评论相吻合。当然，现代学者对于公元前7世纪考古资料的解读仍存在严重分歧，但又都承认此时存在着一个掌握政治、经济优势的贵族阶层，因此，在未出现新的证据之前，贵族主导着广大依附民似乎是对公元前7世纪晚期雅典社会的合理想象。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2-12；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之《梭伦传》（Plutarch，Lives：Solon），洛布古典丛书，坎布里奇1998年版，12-19；罗宾·奥斯邦：《考古史的一个危机？公元前七世纪的阿提卡》（Robin Osborne，"A Crisis in Archaeological History? The Seventh Century B.C.In Attica"），《雅典英国学校年刊》（The Annual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第31卷，1989年，第4期；伊恩·莫里斯：《墓葬和古代社会：希腊城邦的兴起》（Ian Morris,Burial and Ancient Society：The Rise of the Greek-State），剑桥1987年版，第196-210页；奥斯瓦·莫里：《早期希腊》（Oswyn Murray：Early Greece），剑桥1993年版，第184-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