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阿尔克迈翁家族的势力重新得到巩固之后，庇西特拉图的存在，包括他与阿戈斯的联系，与雅典娜女神的渊源，显赫的家世以及他高涨的民众呼声都成为威胁。因此，有理由相信，麦加克勒斯而非庇西特拉图首先挑起了矛盾，麦加克勒斯借口庇西特拉图与其女“不正常的交合”将他再次赶走。11年后，庇西特拉图以武力恢复了权力，阿尔克迈翁家族以及其他贵族随后引退。前述的斗争令庇西特拉图认识到民众的作用。在巩固统治后，庇西特拉图开始实行惠及平民的政策，他拨款向贫民提供借贷，保证他们能安心从事农业生产。据亚里士多德说：“他此举有两个目的：既防止他们逗留城市，而使之散居乡村；又令他们忙于私事，而不愿意也没有时间来留心公共事务。”（42）这种考虑本身就是意识到民众力量，从而进行防范的体现；也是保证再次出现挑战者时，他能拥有足够的民众支持。另外，对经济上的宽大政策，不仅能鼓励生产，增加国家收入，也在客观上起到了增强小农生产独立性，以僭主的保护来削弱平民对地方庇护者依赖的效果，从而为产生独立的公民观念、统一的城邦意识提供铺垫。
    作为一个来自东部山地的地方领袖，庇西特拉图比梭伦更注意混同城市与地方的居民，并加强对地方的管理。他的一个重要措施是设立地方法庭，到各地巡视，以加强对偏远地区的管理；同时，重视举办全阿提卡的节日，比如泛雅典娜节，狄奥尼索斯节等。正是在庇西特拉图统治时期，地方性的雅典娜崇拜被抬高成为全阿提卡的节日。节日中的大游行、来自各部落的歌舞比赛、悲剧喜剧表演，对于城中心或阿提卡各地的居民同样具有吸引力，荷马史诗朗诵更成为泛雅典节日上的常规项目。另外，庇西特拉图及他的儿子都大力修建雅典市场的公共建筑，不仅将雅典打造成文化中心，也为贫民提供了工作机会，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43）这些公共建筑与节日有一个共同的作用，就是激发雅典人的自豪感和统一的认同，并空前加强了阿提卡各地的联系。
    因此，由阿尔克迈翁家族的麦加克勒斯和庇西特拉图反复争夺开始，以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斗争告终的这段贵族权力斗争，再次从反方向突出了民众的地位。虽然断言雅典国家内的阿提卡居民产生了正式的公民意识不免过早，但在经济活动中他们对地方贵族的依赖减轻，政治活动中公民身份得到认可，宗教节庆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以说，贵族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但来自下层的力量已在培育中逐渐成形。
    三、克里斯提尼改革与民主确立
    克里斯提尼改革是公元前6世纪民主序曲的最高潮，被西方国家纪念为民主的诞生。但这位伟大的民主创立者同时也是阿尔克迈翁家族的成员，并在僭主统治时期扮演了多个不同的角色。在雅典广场发现的执政官年表显示，克里斯提尼在僭主政府中担任了公元前525/4年的执政官。（44）但在刺杀僭主事件发生后，庇西特拉图之子的统治变得严苛，包括阿尔克迈翁家族在内的大量贵族家族再次流亡，又是克里斯提尼领导流亡人员试图以武力推翻僭主统治。遭到失败后，他的家族贿赂德尔菲祭司，利用斯巴达军队，最终结束了僭主政治。克里斯提尼立场的不断转变都为同一目的，即代表阿尔克迈翁家族夺取权力。尽管他的出发点是贵族争权，但特殊的历史时期令他发动了一场重大的民主变革，贵族领袖再次成为民主的代言人。不同的是，在贵族推动民主的相同轨迹中，民众发挥了更积极的作用。
    斯巴达推翻僭主后转而支持伊萨格拉斯建立亲斯巴达的寡头政府。伊萨格拉斯因此成功当选公元前508/7年的执政官。（45）据亚里士多德记载，克里斯提尼面临政治斗争的失败，于是提议将政府交给群众，以争取民众的支持。（46）这表明克里斯提尼从僭主统治中吸取了经验，认识到民众作为政治斗争的筹码在关键时期能起到的作用。事实上，在庇西特拉图的治理下，民众相对独立而稳定的经济地位，以及众多宗教节日和公共建筑，都起到教化的作用，为公民集体政治意识的觉醒做好了准备。克里斯提尼正是利用这一契机，提出对民众极具吸引力的措施，这可能包括重建部落、扩散公民权、政治权力下移等。一旦他的提案有机会付诸实施，就意味着民众的力量进一步扩大，在克里斯提尼的构想中，这将是对抗政敌更有效的手段。
    因此希罗多德说：“在克里斯提尼把平民争取过来后，他便比他的对手强大多了。”（47）而他的对手伊萨格拉斯则转向其盟友、斯巴达国王克里奥美尼。伊萨格拉斯想到的借口是“驱逐渎神的罪人”。经过近一个世纪，民众对于阿尔克迈翁家族的渎神案件还会有多大的反应值得怀疑，克里斯提尼此时的威胁更可能是当时希腊军事霸主斯巴达的军队，而不是民众的倒戈。因此，随着克里奥美尼率领少量军队进城，克里斯提尼也暗自撤离。然而，进驻雅典的克里奥美尼意识到应尽快在雅典建起贵族的寡头政府，于是他驱逐了雅典的七百户家庭，借口仍是他们涉及渎神罪。这当中应该包括阿尔克迈翁家族的直系后裔、姻亲，以及他们的随从，这些都是追随该家族并支持民众路线的贵族。紧接着，克里奥美尼就开始策划在雅典扶植亲斯巴达的寡头政府。“他和伊萨哥拉斯试图解散议事会，而将它的职权转交给由伊萨哥拉斯领导的三百人党，却遭到议事会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克里奥美尼、伊萨哥拉斯以及他们的党徒一起占领了卫城。而其他的雅典人团结起来，将他们围困在内达两天之久，第三天缔结了休战条约，斯巴达人被赶出国境之外，而其他人则被投入监狱并处死。”（48）
    上述事件可以说对雅典的政治走向发生了深远影响。学者们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希格奈特提出，战神山议事会会聚了前执政官和大量的僭主派，是国家权力的堡垒，因此成为克里奥美尼和伊萨格拉斯首要攻击的目标。（49）奥伯接受了卡美尔斯的假设，认为由克里斯提尼提案并得到通过的五百人议事会，即将成为有影响力的民主机构，因此克里奥美尼首先要解散它，而雅典人为之勇于反抗。（50）马丁·奥斯特沃尔德和罗兹等学者认为，四百人议事会在不久前作为公民大会的预备会议支持了克里斯提尼的提案，因此这一机构被当做民主权力的象征遭拆散。他们推断这是寡头政府建立的必然步骤。（51）学者们意见如此歧异，对它的理解又事关民主政治建立和重要史实的理解，需要我们略加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