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希罗多德:《历史》,5.65。 (36)拉斐尔·希利:《古希腊城邦史:从公元前700到338年》,第152-153页。 (37)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14.1。 (38)普鲁塔克提到梭伦和庇西特拉图一同参加了麦加拉战争,亚里士多德对此表示质疑,但也提到庇西特拉图在麦加拉战争中赢得声誉。考虑到两者的年纪(梭伦约生于630-625B.C.,庇西特拉图605-600B.C.),将两者一同参加麦加拉战争的时间置于库伦案之前确实值得怀疑,但这两处文献似乎都证实庇西特拉图与麦加拉战争的关系,而这场战争如果存在,更可靠的年代是庇西特拉图第一次夺权之前,即公元前560年前不久。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之《梭伦传》,8;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14-17。 (39)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17.3。 (40)J.K.戴维斯:《雅典有产家庭:从公元前600年到300年》(J.K.Davies,Athenian Propertied Families 600-300B.C.),牛津1971年版,第454-455页。 (41)W.R.康纳:《部落、节日和游行:古风希腊的公民仪式与政治操纵》(W.R.Connor,Tribes,Festivals and Processions:Civic Ceremonial and Political Manipulation in Archaic Greece),《希腊研究杂志》第107卷,1987年,第40-50页。 (42)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16.3。 (43)如以前为贵族控制的私人水井被大量改造为公共喷水池。鲍萨尼阿斯:《希腊纪行》,1.14.1。 (44)B.D.梅里特:《希腊铭文(14-27)》(B.D.Meritt,"Greek Inscriptions 14-27"),《西方》(Hesperia)第8卷,1939年第1期。 (45)希罗多德:《历史》,5.65;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19。 (46)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20。 (47)希罗多德:《历史》,5.69。 (48)希罗多德:《历史》,5.72。 (49)C.希格奈特:《到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政制史》,第93页。 (50)乔赛亚·奥伯:《雅典革命:古希腊民主和政治理论论文集》,第48页。 (51)约翰·伯德曼、马丁·奥斯特沃尔德等主编:《剑桥古代史》第4卷(John Boardman,Martin Ostwald,et al.eds.,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坎布里奇1988年版,第307页;P.J.罗兹:《亚里士多德派雅典政制注疏》(P.J.Rhodes,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aion Politeia),牛津1993年版,第246页。 (52)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8.4。 (53)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29.3-4。 (54)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20.3。 (55)希罗多德:《历史》,5.72。 (56)T.J.卡杜克斯:《雅典执政官:从克雷翁到赫普希克德斯》,第123页。 (57)埃利欧特发现各三一区在地域和人口分配上是不均衡的,但是由它们组成的部落比例大致对称,由此他推断克里斯提尼对此进行了暗中操纵。刘易斯也认为,克里斯提尼有意将一些地区分开使之分别归入不同的部落。以普罗巴林索斯(Probalinthos)为例,它和马拉松(Marathon)、厄伊洛埃(Oinoe)、特瑞克林索斯(Trikorynthos)一起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崇拜区戴德拉波利斯(Tetrapolis),这四德莫彼此相连,都是庇西特拉图家族的势力范围。在此地区发现的墓碑和献祭品都足以证明它的古老权威。而在划分三一区时,普罗巴林索斯没有被划入与庇西特拉图势力相关的部落,而是与更远的潘迪欧尼斯(Pandionis)归入同一部落。刘易斯将这样的安排解释为故意拆散崇拜区,使之远离庇西特拉图家族的势力中心,从而削弱古老家族的宗教影响,摧毁其家族势力。同样的安排对于以土地和财富为基础的阿尔克迈翁家族产生的效果却大不相同,家族势力被分入三个不同的部落反而扩展了他们的支持者,实力不减反增。C.W.埃利欧特:《克里斯提尼与十部落的创建》(C.W.J.Eliot,"Kleisthenes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Ten Phylai"),《菲尼克斯》(Phoenix)第22卷,1968年第1期;D.刘易斯:《克里斯提尼与阿提卡》(D.Lewis,'Cleisthenes and Attica'),D.刘易斯:《希腊与近东历史选集》(D.Lewis,Selected Papers in Greek and Near Eastern History),坎布里奇1997年版,第77-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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