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日本重新武装问题
    吉田首相虽积极主张引入美军驻留日本以解决本国的安全保障问题，但对华盛顿方面要求日本重新武装一直持抵制立场。吉田就此立场陈述的理由主要有：（1）日本民众已厌倦了战争。“倡导重新武装的日本人并非没有。但那些议论不能认为是彻底弄清问题基础上产生的，另外也不一定能代表大众的感情。”（2）复兴经济是日本的当务之急。“日本缺乏现代军备所需的基础资源，如再增加重新武装的负担，那我国的国民经济就会顷刻瓦解，民生也要贫穷化，这将会酿成共产主义阵营正期待着的社会不安。所以为了安全保障的重新武装实际上是从内部危害国家安全，今天的日本安全，比起军备来，与民生的安定更相关。”（3）复活军国主义会重燃国内外的对日戒备心理。“近邻各国害怕再次受到日本的侵略，是严酷的事实。在日本国内也有提防军国主义可能再现的想法。”（16）值得注意的是，至朝鲜战争爆发，麦克阿瑟也始终“断然反对”华盛顿方面要求日本重新武装的政策。他甚至还主张，对日和平条约生效后，不仅占领军应该完全撤退，而且日本应该只保有像警察和专门处理国内骚乱及取缔走私贸易等的小型警备队程度的武装力量。（17）这个姿态无疑在政治上给吉田的上述立场提供了有力支撑。
    二 战时外交反省报告的主旨
    由以上背景分析可知，正处于国家媾和政策“杀青”阶段的日本，所以要直接指令进行战时外交反省，其目的决非仅为一般意义上的探寻外交史的经验教训。目前，在日本外交史料馆，解密的外交史资料中公开的战时外交反省报告主要由以下四份报告构成，总篇幅约有十万字。（1）《过去外务省的一般性过失》可视为反省报告整体的绪论，通过对日本战时外交进行总括性的评价，显示反省作业的基调。（2）《“日本外交的失误”报告》以外交的事实陈述和批评为分析框架，就上述五个战时外交领域进行了考察，是诸报告中文字容量最大和分析批评最为深入的一份。（3）《日本外交的失误》实际上是对第二份报告的缩写，尤其是对较激烈的批评意见明显做了删节等处理，故可以看做是政治色彩最浓重、也是充分反映政府高层意图的报告。（4）《关于“日本外交的失误”的诸先辈的谈话及外务省职员的批评》，主要记述了战时曾任日本外相和驻主要国家大使的重光葵、有田八郎、佐藤尚武、林治久郎、芳泽谦吉、堀田正昭及其他外交官对报告的意见，其内容主要是在第三报告的基础上对有关考察及反省内容的细化和确认。诸报告涉及的战时外交过程纷繁复杂，以下只是对其中作为反省内容提出的主旨进行概述。
    （一）对华外交
    引人注目的是，作为一个基本观点，报告提出“九一八”事变爆发的背景虽有深刻的国内外根源，但当时日本不以武力手段，而以和平方式扩大在华权益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然而，外务省在事变发生后缺乏打开局面的积极性，对军部的不满或抵制也只停留于口头，这成为之后历史悲剧发生的又一个原因。（18）在这之后，日方相继采取的措施也无甚合理性，如提出“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近卫原则和做出脱离国际联盟的决定，更是视野狭隘且不明智的对外举措。报告还分析指出，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后，外务省曾尝试调整对华关系，直到西安事变爆发，改善两国关系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实际上事态一再恶化。据报告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外务省未能有效牵制军方的擅自行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外务省考虑过展开各种“和平”外交工作，但无奈军方坚持不从中国撤兵的立场，使得外务省的谈判构想一再受挫。可是，如外务省能洞察到在当时环境下没有军方的同意，外交难有正常的结果，那么很多事情就应以另外的方式来推进。总之，报告把外务省对华外交的工作明确评价为：充其量只是起了为四处惹事的军方“擦屁股”的作用，但在转换局面方面，外务省的外交工作并未取得任何实效。（19）
    （二）对德意外交
    报告分析了日德意《防共协定》和《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签订，进而形成三国协调体制问题上的外交过程。日本退出国际联盟以后，为改变国际孤立的处境，与具有共同反共目标的德意两国接近，最终签订三国《防共协定》。报告对此过程分析指出，《防共协定》虽以苏联和共产国际为对象，但因为当时共产主义势力并未被世界各国看成严重威胁，所以作为打破现状的日德意行动，被一些国家看成是挑战民主国家的具体表现。这样，日本就在反对英美和亲近德意的道路上迈出决定性的第一步。但是，此外交行为除了满足日本想摆脱国际孤立的感受以外，在对外关系处理方面并无任何意义。（20）此后，日本政府出于同样的目的签订了《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而之前，德国已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报告称，德方的行为可谓对日方重大的背信弃义，无论从国际信誉还是国家利益上讲，这本来应成为日本与德意分道扬镳的绝好机会，但1940年以后的日本内阁却都错误坚持日德提携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日本政府对签订同盟条约抱有以下两个目的：一是以此牵制美国参战，但从战后英美两国公开的外交史料看，即便没有日本对珍珠港的袭击，美国也会参加欧战；二是通过形成三国同盟将苏联拉往自己一边，使日美关系的调整朝着有利于日本期待的方向发展，但未曾预料的是，因不久之后的德苏战争，日美关系越发陷于僵局。报告分析，日本方面出现上述误判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不了解美国的外交理念和国民性，另一方面是日德意在战争过程中几乎没有过具体的协作，尤其是日本受到同盟条约特殊关系的极大制约，严重影响了自身外交空间的拓展。（21）
    （三）对东南亚外交
    在对东南亚外交方面报告分析的是在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问题上的外交应对过程。1940年，在荷兰和法国分别被德军占领的背景下，出于解决对华战争问题和获取战略资源的目的，日本决定向荷、法所辖的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地区扩张，以确立日本对当地的经济、政治支配地位。此前，日本外交当局以外交手段进行过一些交涉。虽然法属印度支那当局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日方的要求，但荷属东印度当局则基于当地的战略资源有可能经由日本落入德国之手的判断，没有轻易与日方签订协议。于是，日本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决定了进军东南亚的方针。该军事行动被美英看做是超越了防卫底线的侵犯，美国遂对日施行冻结资金和强化禁运重要物资等经济制裁。这是报告阐述的日本对美英战争态势形成的背景。报告就此还强调指出，日军“进驻”南洋，实可谓“本息皆失”，而这个局面完全是其自身招致的。其实，日本要从东南亚地区获取资源，并非不能用和平手段来达到目的，日本外交当局也知道这个道理，但面对军方的狂妄，外交官们却只是进行消极被动的抵制，甚至外务省内还有人与军方相互呼应。报告认为，这样的教训十分深刻。（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