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民教育与国家构建
    国家构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公民教育同样如此。在探讨两者关系的时候，他们的互动作用显得特别醒目。美国是典型的先有国家而后形成统一民族的现代国家。革命以前，生活在北美的人民鲜有国家和民族意识。为了独立，共同的奋斗目标和战争经历把他们凝聚在一起。独立以后，《联邦宪法》又将极有可能分裂的联盟缔造成为一个国家。与此同时，美国又是一个典型的把国家构建在政治理念基础之上的国家。《独立宣言》宣布美国革命的目的是维护人民“与生俱来的权利”，美国立国的目的是通过《联邦宪法》宣布的：“建立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
    但是，由于地广人杂，加之复杂的宗教环境和殖民地以及革命时期不同区域各自为政的历史背景，美国建国以后，民族和国家意识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因此，美国国家构建最紧迫的任务之一便是培育公民对“新型共和国”的认同和忠诚。同时，立国本身不是目的，立国的目的是保障“正义”、“自由”和“幸福”。这些理念都是建立在人民的“权利”意识之上的。因此，美国国家构建中另一项必需的任务是培育人民的“权利”意识。换言之，美国国家构建的顶层设计已经预设好了公民教育的目标和内容。
    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美国早期教育思想家们对上述两个最重大的国家构建问题给出了各自的回答。他们的教育思想构成了美国早期公民教育的两大特色，即以拉什和韦伯斯特为代表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公民教育观和以杰斐逊为代表的公民权利意识教育观。
    本杰明·拉什主张培养美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他说：“教育年轻人，就是要让教师的权威尽可能地成为绝对权威。学校管理应像个体家庭的管理一样，它也许不严厉，但必须是专制的。通过这种方式的教育，年轻人就能遵守法律，成为共和国合格的好公民。就已有的经验而言，显而易见，把人造成共和国的机器，我认为是可能的。”他甚至直言不讳地提出：“爱国的基本原则其实就是一种偏见，而且，我们也知道对祖国的偏爱一般都是在我们人生当中最初一到二十年间形成的。”(28)美国教育史学家韦恩·厄本对其评论说，“他主张绝对的爱国主义，主张一定程度的政治灌输”(29)。尽管他本人是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接受的医学教育，但他和耶鲁学院毕业却从未出国留学的韦伯斯特都认为，美国可以提供与欧洲同等质量甚至更好的教育，美国人应当在美国本土接受教育，以避免欧洲教育的负面影响。拉什是美国最早从公民教育的角度主张妇女教育的人之一，他说：“小孩的心灵上最初印象一般都来自妇女，因此，在自由与政府这样的大问题上，一个共和国的妇女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对小孩)有多大的影响力是可想而知的。”(30)
    韦伯斯特大力宣扬建立美国自己的民族主义教育。他指出：“美国不仅需要从欧洲的统治之下独立出来，而且还必须从文化和语言上独立出来。”(31)在民族文化建设方面，他强烈反对效仿欧洲。他认为：“一个美国人不应该问伦敦和巴黎的习俗是什么，而应当问，在我们的环境中，什么适合于我们，什么是我们的尊严。”(32)他和拉什一样，也反对青年人盲目到欧洲求学，他认为青年应当在美国接受完整教育后再到欧洲游学。他还特别注意把道德植入民族主义观念之中。他在《论美国青年的教育》中指出：“我们公民政府的宪政原则尚未完全确立，我们的国民性格正在形成之中，应当把教育置于极为重要的目标加以推进，不仅要用教育来普及各种学科的知识，而且要在美国青年的心灵中，树立美德和自由的原则，用正义和自由的政府理念激励他们，使他们对祖国产生终生不移的依恋。”(33)韦伯斯特对民族主义教育的最大贡献是他主编的一系列语言词典和小学课本。他主编的《美语拼写课本》于1783年出版后成为很多美国学校的课本。到1801年，该书已经销售了150万册，而当时美国的全部人口也就只有四百多万人。1825年，倾注了他毕生心血的《美语大词典》正式出版，由此建立了一套适合美国人的拼写、读音和语法规则。在这部词典中，很多词义都是用美国的名人名言来阐释的，体现了美国民族文化和语言的鲜明特色。美国教育史学家劳伦斯·克雷明评论说：“对韦伯斯特来说，共同的语言不仅是文化的钥匙，也是一个社会的精华和民族性的基础。”(34)
    同拉什和韦伯斯特一样，杰斐逊也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感，也对欧洲的教育不屑一顾。他说：“一个美国人来到欧洲接受教育，他的知识、道德、健康、习性以及他的幸福都要蒙受损失。在我来到欧洲之前，在自己的头脑中对此说法尚存怀疑。自从我来到欧洲以后，这里的情况比我曾经预想到的更糟。”(35)但是，与前两位相比，杰斐逊的教育思想则更强调公民的权利意识。
    《联邦宪法》制定时期，杰斐逊在巴黎担任驻法国大使，但他密切关注着国内的政治局势，支持建立新的联邦政府。1787年12月，在《联邦宪法》草案刚刚出台不久，他在巴黎给草案的主要起草人詹姆斯·麦迪逊写了一封信，在充分肯定了宪法草案的优点后指出，该草案的主要缺点是“缺少一个明确规定(而不是借助于推论)宗教自由、出版自由、防止常备军、限制垄断、永久而不间断有效的人身保护法(habeas corpus)以及陪审团审判(在一切可以用国内法而不是国际法审判的犯罪问题上)的权利法案”。针对宪法草案没有片言只语提到教育的情况，他在同一封信中特别强调：“我希望普通人民的教育应当得到关注，我深信普通人民的理性是捍卫正当自由的最大保障。”(36)
    1789年3月，在《权利法案》即将写入宪法的时候，他又给麦迪逊写了一封信，谈到他对公民权利和教育的看法。他首先强调了权利法案的重要性，赞扬了麦迪逊为推动《权利法案》入宪所做的努力，然后转向教育：“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人想建立君主制。但是他们人数不多分量不足。新生的一代都是共和派。我们这代人都是受君主制教育的，有人坚持君主崇拜不奇怪。但是，我们的年轻人接受的是共和教育，这种教育使君主制绝无可能卷土重来。见到权利法案即将入宪我无比喜悦，希望权利法案并不会危及政府的整个框架和任何关键部分。”(37)在这两封信中，杰斐逊表达了三点意见：第一，《联邦宪法》的主要框架和主导思想是好的；第二，必须在宪法中加入一个保障人民自由的《权利法案》；第三，公民教育是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的关键。由此可见，与其他教育思想家相比，杰斐逊更多的是从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的角度来看待公民教育的。
    杰斐逊始终坚持公民权利在教育中的重要性。1818年，已届晚年的杰斐逊在他起草的一份政府文件中系统地阐述了其公民教育观。他认为基础教育应该“给每一个公民以他所需要的知识来处理个人事务；使每一个公民能自己计算，能够通过写作来表达和保存他的思想、合同和账本；通过阅读来促进道德和知识；理解他对社区和国家的责任，能够充满信心完成社区和国家赋予的他的公民责任；知道他的权利，以公平正义之心来行使他的权利，审慎地选择他所任命的官员，对他们的行为持之以恒地以公正明辨之心加以关注；总之，公民要以知识和忠诚来处理他所面对的全部社会关系”。接着，他阐述了高等教育的目标：“培养政治家，议员和法官，社会的繁荣和个人的幸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他们；解析政府的原则和结构，国家之间交往的法律，为我们自己的政府制定法律，以及合理的立法精神；调和与促进农业、制造业和商业利益，以渊博的政治经济学观念为公众产业给出自由发展的空间，培养年轻人的推理能力和宽广胸怀，养成道德观念，把美德和秩序教给他们；用数学和物理学来教导他们，推进艺术；总之，让受教育者形成思考与正确行为的习惯，使他们成为公众眼中的美德和幸福的典范。”(38)
    杰斐逊的系统教育观认为，如果没有一个认可共和制度的精英集团，共和国根本就无法存在。同时，如果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民对精英进行监督，共和政体同样是没有希望的。一位美国学者评论说，杰斐逊教育思想的旨趣是“满足民主的两项需求，即形成大众力量并使他们能够理智地参与政府治理，以及培育知识精英来管理社会事务”(39)。
    杰斐逊的教育观表明，教育除了为国家培养好公民和领导人之外，更重要的任务是为公民追求“幸福”的权利服务。公民追求“幸福”的权利既包括政治性的权利，如对政府治理的知情权、同意权、表达权、官员选任权等等，也包括非政治性的权利，如追求个人的地位、名誉、财富、道德以及发挥个人潜能实现自我的权利。因此，他认为教育除了把人培养成公民的政治性目的之外，还要具有实用性，受过教育的公民应该具备各方面的知识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来追求他自己的幸福。杰斐逊的教育思想，尤其是教育要超越“政治”的功利性目的，要为个人的自由权利和追求幸福而服务的教育理念，对美国的教育影响深远，直到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美国早期的公民教育思想积极回应了美国国家构建提出的时代命题。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公民教育观和基于权利意识的公民教育观成为美国早期公民教育的主要着力点。在杰斐逊、拉什和韦伯斯特等教育思想家看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权利意识本身就相当于古典时代公民教育中的“美德”，在价值谱系上与古典时代公民教育倡导的德性教育观是一致的。他们一方面继承了古典时代公民教育思想，同时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发展了公民教育思想。由于国家构建与公民教育的互动，美国教育的两大传统，即基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公民教育理念而强调公民责任的保守主义传统，和基于权利意识而强调公民个性的自由主义传统，在美国早期公民教育思想中已经显露端倪，形成了美国共和主义公民教育观的两个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