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而言之，P.2748号背面文书仅第12-13行内容与沙州使者入朝有关，故其反映的并非沙州使团的整体行踪。由于此件文书可与《新唐书·吐蕃传》所载天德军防御使李丕奏张议潮遣使来降的事迹相呼应，所以其当为李丕上于宣宗的表文。由于文书中出现在灵州的七人与奉河西地图进献的沙州六人使团并无关系，所以虽然文书中提及“灵州”和“定远”等信息，但不能证明“定远”即为“定远军”，故据此尚不足以证明沙州使团到达天德军后，经由定远城、灵州并最终入京。从李丕“今谨遣定远”之“谨遣”等字样分析，此“定远”应隶属于天德军。故笔者颇疑此“定远”并非指朔方节度治下的“定远军”，而是唐代武散官系统中正五品上阶的“定远将军”。如此推论成立的话，则沙州使团到达天德军后，防御使李丕遣麾下某位定远将军奉表与使团同时入京。而作为沙州六人使团首领的悟真，在天德军使者手中抄得李丕奏表。大中五年二月十九日，李丕奏表上达宣宗，悟真则将抄件带回沙州，并最终将其粘合于《唐和尚百岁书》序言与正文之间。
    而要探讨大中二年（848）张议潮所遣沙州使团入京的路线问题，除了要考虑夏州路与灵州路相比更为快捷之外，还必须关注到此时党项在西北地区的活动情况。大中初年，党项在西北地区活动严重隔阻了由灵州通长安的道路。唐邠宁节度使原治所在邠州，因党项南山、平夏等部的反抗，被迫于大中三年（849）七月徙治宁州。(23) 从大中四年（850）之际的形势看，由天德军经由丰州前往灵州的道路已为党项所阻截，导致本由丰州胡落池供给食盐的天德、振武及营田水运官健要暂时改由河东白池盐供应。(24) 直至大中五年（851）四月，定远城使史元破党项平夏部9000余帐于三交谷；同年八月，南山党项亦请降，(25) 唐朝始最终平定党项。所以，大中五年之初沙州使团由天德军南下定远城，继而至灵州并最终入京的道路实非最佳选择。相较而言，沙州使团于大中五年之际到达天德军后，继而经由夏州并最终入京的可能性更大。(26)
    本文的初稿完成后，曾得到郑炳林老师的悉心指导，在此致以诚挚的谢忱。
    注释：
    ① 《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
    ② 参见陈国灿：《八、九世纪间唐朝西州统治权的转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8辑，1986年；陈国灿：《敦煌学史事新证》，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86-496页。
    ③ 敦煌写本《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由S.6161、S.3329、S.6973、S.11564、P.2762等五个卷号拼接而成。关于文书定名等相关情况，可参见荣新江：《敦煌写本〈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校考》，《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6-216页。又收入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99-410页。
    ④ 参见［日］藤枝晃：《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一），《东方学报》第12本第3分，1942年，第87-88页。
    ⑤ 赵贞：《敦煌文书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灵州道》，《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4辑；《大中二年（848）沙州遣使中原路线蠡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3期。
    ⑥ 王重民先生在为P.2748号文书解题时，指出：“又有大中四年文件一通，甚重要，惜下截残去。”（商务印书馆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2页）
    ⑦ 录文参见［日］藤枝晃：《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一），《东方学报》第12本第3分，1942年，第96页；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362页；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页；齐陈骏、寒沁：《河西都僧统唐悟真作品和见载文献系年》，《敦煌学辑刊》1993年第2期；赵贞：《大中二年（848）沙州遣使中原路线蠡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3期；冯培红：《归义军时期敦煌与周边地区之间的僧使交往》，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续编》，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05-606页。
    ⑧ 图版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6-67页。
    ⑨ 参见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124页；齐陈骏、寒沁：《河西都僧统唐悟真作品和见载文献系年》，《敦煌学辑刊》1993年第2期；冯培红：《归义军时期敦煌与周边地区之间的僧使交往》，《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续编》，第606页。
    ⑩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