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的边防建设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强边固防、抵御外敌入侵和确保边防安全不可或缺的重要举措。北部边防是秦汉北部的重要门户和边防建设的重点。这里说的“北部”指中国西北面、北面、东北面，“边防”指西自敦煌东至辽东沿长城一线之内外的边疆地区的安全防务，涉及北边22郡[1]。秦汉加强北部边防建设的主要举措有重兵设防，增强边防军事力量建设；建城筑堡，注重边防军事设施建设；移民屯垦，强化边防经济建设；精器锐卒，重视边防防御能力建设；恩威并用，加强边防和谐社会建设。秦汉北部边防建设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注重建章立制，依法建设边防；二是财政投入力度大，用足够的资金建设边防。秦汉北部边防建设，保障了北部边防的军事安全和治安稳定，巩固与维护了中原内腹地区的政局安定，促进了北边地区的经济开发，加速了民族融合，对今天加强中国特色边防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一、重兵设防：秦汉边防军事力量建设
    秦汉北部边防线漫长，接壤的民族和地区众多，内忧外患并存，驻军担负的御外稳内的任务艰巨而繁重，必须保持强大军事力量，才能打赢局部战争和应对多种安全威胁。重兵设防是边防军事安全和治安稳定的保障。秦汉王朝非常重视边防军队力量建设，派重兵驻防北边，主要有边郡兵、将屯兵、屯田兵和民族兵等，形成了比较强大的边防军事力量，充分发挥军队的边防保卫安全功能。
    秦汉北部边郡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军事需要高于一切，边郡太守的治兵职责重于治民，也重于内地边郡，他们一般亲自领兵巡察边境，或率兵出征，卫宏《汉旧仪》称：“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烽火，追虏。”[2]边郡兵以边郡太守和各部都尉为首领，下属的文武官员有长史、司马、候等，长史“掌兵马”。千人与司马应为屯步兵骑兵的首长，而千人所辖有骑兵[3]。郡兵分部设都尉统领，称部都尉。陈梦家先生根据《汉书》、《史记》、《后汉书》、《封泥考略》、《居延汉简》等文献相互印证研究统计表明：西汉共计45个部都尉，分布在27个边郡。部都尉的设置视郡的大小或战事的频繁与否而定，每郡设置情况各不相同，或一个部都尉，如武威郡置有北部都尉；或两个，如上谷郡、辽东郡有西部和东部都尉；有的郡则设置有3个，如酒泉郡、辽西郡、定襄郡有北部、东部和西部都尉；有的置有4个，如敦煌郡、五原郡；最多者张掖郡多达8个，大部分边郡置有2个或3个都尉[4]。在各部都尉防区内，边郡兵经常集中出屯，主要职责为谨候望、通烽火、备盗贼，就是担负烽燧候望的警戒任务，且随时参加作战，“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5](卷四十八《贾谊传》)。从掌管一郡最高军事权力的太守到负责某一烽燧的基层哨官，层层隶属，构成边防候望系统。西汉边郡的常备兵，一般为每郡万人左右，共计边郡兵24万～25万人左右。东汉的常备兵力也有20多万，《后汉书·西羌传》载，虞诩对任尚说，“使君频奉国命讨逐寇贼，三州①屯兵二十余万人”[6]。西汉淮南王英布反，刘邦乃发上郡、北地郡、陇西郡车骑，巴郡、蜀郡材官及中尉卒3万人为皇太子卫，驻军霸上。据《汉书·成帝纪》载，鸿嘉四年(前17年)“冬，广汉郑躬等党与浸广，犯历四县，众且万人。拜河东都尉赵护为广汉太守，发郡中及蜀郡合二万人击之”。这是广汉太守征发本郡和蜀郡兵共2万人平定叛乱。
    秦汉驻屯兵是临时从中央和内郡征调而来，其组织编制与中央兵和内郡兵一样。从现有的材料看，可分为屯田兵和将屯兵。屯田兵是指“以兵营田”、且耕且守的武装力量，主要任务是在边塞屯田区从事农田耕作，由农都尉、护田校尉、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等管理。西汉军屯得以推广，北部的朔方、五原、北地郡有军屯；河西走廊之令居、番和、居延、敦煌、酒泉、武威有军屯；西域之轮台、渠犁、伊循、车师、赤谷有军屯；河湟、陇西等地也有军屯。所谓：“边郡置农都尉，主屯田殖谷。”[7](卷三十八《百官志》)屯田兵不仅分布地区广，而且规模很大，大约有3万人，极盛时曾达“六十万人”[8](卷三十《平准书》)。将屯兵，由中央派将率领，屯驻于边郡的防御作战部队。西汉时以将军领兵临时屯驻为主，《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记载，昭帝时，“迁中郎将，将屯上谷”，宣帝时，匈奴发10万骑欲入为寇，汉廷“遣充国将四万骑屯缘边九郡”。师古注：“九郡者，五原、朔方、云中、代郡、雁门、定襄、北平、上谷、渔阳也。四万骑分屯之。而充国总统领之。”东汉时以将军领兵长期屯驻边防为主，《文献通考·兵考》云：“于是北胡有变，则置度辽营……羌犯三辅，则置长安、雍二尉；鲜卑寇居庸，则置渔阳营……置屯多矣。”主要有：黎阳营，驻黎阳(今河南浚县东)，主要任务是加强北部边境防务；雍营，驻雍(今陕西凤翔南)，主要任务是加强西北边境防务；渔阳(今北京怀柔)营兵，主要加强东北边境防务，防御鲜卑贵族的侵扰。还有使匈奴中郎将、度辽将军、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等统率的边防驻军。将屯兵2万～3万人，都是边郡“屯列坐食之兵”[7](卷六十五《皇甫规列传》)。
    秦汉民族兵，就是少数民族军队。领导少数民族军队的有属国都尉和将校，分别称为属国兵和将校兵。一是由属国都尉领导的民族兵，属国“主蛮夷降者”，就是管理投降的少数民族，带领民族兵。西汉在北部边防线上主要设有7个属国：安定(治天水勇士县，今甘肃榆中东北)、天水(安定三水县，今宁夏固原北)、上郡(龟兹县，今陕西榆林县北)、西河(美稷县，今内蒙古准格尔旗纳林)、五原(莆泽县，约今内蒙古杭锦旗境内)、张掖、金城属国都尉。东汉时期，除保留西汉的部分属国外，在北部边防线还增设了居延、辽东、辽西、酒泉、涿郡等属国，安置匈奴、龟兹、羌等族降者，派属国都尉加以管理。西汉属国兵大概有3.3万人以上，东汉属国兵力可能超过21万[9]。属国兵屯驻军事要地，平时为中原王朝侦察边塞敌情，协助中原王朝守边，根据需要随时协同汉军作战，开赴边防，或镇压内乱。《盐铁论·诛秦篇》载：“置五属国以拒胡，则长城之内，河山之外，罕被寇。”说明属国兵在西汉边防上的重要作用。二是将校兵，是由管理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使匈奴中郎将、度辽将军、护乌桓校尉等将校领导的民族兵，屯驻要塞，对少数民族进行管理，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的安定。汉代为管理附汉的南单于及属下，在西河美稷“南单于庭”处，置“使匈奴中郎将府”；为抵御北匈奴来犯、安置北匈奴降者及防止南匈奴叛者北逃，在五原曼柏置“度辽将军营”；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乌桓大人郝旦等降，在上谷宁城(今河北万全县)复置护乌桓校尉，“并领鲜卑”。民族兵，在汉边防武装力量中占有突出地位[10]。
    黄今言先生认为，“综观整个秦汉时期，边防兵力部署随一定时期边防政策及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在战时，由于军事需要，边防兵力较盛，如秦始皇时有边兵80万左右；汉武时边防征兵最高额也达80万～90万左右；王莽时达50万左右。而在平时，边防兵则相对较少，如汉初、昭、宣时期；东汉时期，边兵一般在20万～30万左右，约占全国兵力30%左右”[6]。而实际上，北部边防兵要超过黄先生的估计，汉武帝时，一次出兵匈奴就达21.5万，“汉使贰师将军六万骑、步兵七万，出朔方；强弩都尉路博德将万余人，与贰师会，游击将军说步兵三万人，出五原；因杅将军敖将骑万，步兵三万人，出雁门”[5](卷九十四上《匈奴传第六十四上》)。汉武帝一次派往边防的驻军就有18万，“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8](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