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1)(2)载的是，根据功令第四十五规定，秋射每个士吏射十二支箭，六支射中目标，就算合格，超过六支者，每一支射中目标，赐劳绩十五日。简(3)说偃在秋射中被上级赐劳绩十五日。简(4)(5)都是说的因射箭成绩优秀而被赐予劳绩的事。根据汉简的记载，官吏在任职一定时间之后，国家要根据对其在该段时间内的工作成绩进行评定，根据成绩优劣，将这段时间通过增减折合为实际的劳日，同时对成绩优秀者或根据其他情况，另赐予一定的劳绩作为奖励。如：
    (1)建昭元年十月旦日迹尽二年九月晦日，积三百八十三日，以令赐劳六月十一日半日。(145·37)
    (2)五凤三年十月甲辰朔，甲辰，居延都尉德、丞延寿敢言之，甲渠侯汉彊书言，候长贤日迹积三百廿一日，以令赐贤劳百六十日半日，谨移赐劳名籍一编，敢言之。(159·14)
    (3)玉门千秋隧长敦煌武安里公乘吕安汉，年卅七岁，长七尺六寸。神爵四年六月辛酉除，功一、劳三岁九月二日，其卅日父(A)不幸死，宪定功一、劳三岁八月二日，迄九月晦庚戌(B)(《敦煌汉简》1186)
    简(1)及简(2)载的都是官吏任职达到一定年限，经上级考察，除正常积劳之外，另赐劳绩××日。简(2)载“谨移赐劳名籍一编，敢言之”，表明官吏的劳绩是要上报上级领导审批的。简(3)吕安汉资历中记载有“功一、劳三岁九月二日”，既有功又有劳，其中因父死而回家料理丧事用去30天，于是在统计劳绩时就予以扣除，劳的计算是量化的，而且功与劳并记，在叙述个人资历和评定成绩时多用“劳”，但在官吏晋升时多用“功”。考核以绩制度有利于提高汉代边郡官兵进行军事训练的积极性。
    3.升迁以功
    简文中不乏“以功升迁”的例子。如：
    利以功次迁(478·11)
    以功次迁补肩水候 候官以□三月辛未到官□(62·56)
    劾状辞曰：公乘日勒益寿里，年卅岁，姓孙氏，乃元康三年七月戊午以功次迁为(20·6)
    据胡平生先生的研究，在居延汉简中，“功”与“劳”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换算关系，“劳四岁”积为“功一”[21]。就是说，“以功次迁”实际上也包含着“积劳升迁”的意思。我们认为应该是“积劳为功”、“以功升迁”，劳与功是统一的，都是计算政绩的形式。正如董仲舒的对策说“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功就是对政绩的量化评价，不只是指军功。
    汉代的《军爵律》，是依据军功大小而赐不同爵位和田宅的法律，其原则是，军功大的受高爵，无军功的虽富贵也不得爵。朱绍侯先生的《军功爵制考论》一书对以军功赏赐爵位有全面的研究[22]。《捕斩匈奴虏反羌购偿科别》中规定，“诸有功，校皆有信验，乃行购赏”，就是说奖赏的主要依据是“功”，而且对“功”还要认真核校，准确无误。“功”的计算也是量化的，主要以杀敌多少为标准。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一一五号汉墓出土的木简文书中有“斩首捕虏，拜爵各一级。车□□□□□斩捕首虏二级，拜爵各二级；斩捕五级，拜爵各二级；斩捕八级，拜爵各三级；不满数，赐钱级千。斩首捕虏，无过人三级，拜爵皆无过五大夫，必颇有主以验不从法状”[23]的记载。《击匈奴降者赏令》中有“□者众八千人以上封列侯邑二千石赐黄金五百”、“二百户五百骑以上赐爵少上造黄金五十斤食邑百户百骑”的记载[24](P9-10)。《捕斩匈奴虏反羌购偿科别》中有“其生捕得酋豪、王侯、君长、将率者一人②增秩二等”、“其斩匈奴将率者，将百人以上一人购钱十万，吏增秩二等”、“有能生捕得匈奴闲候一人，吏增秩二等”、“能与众兵俱追、先登陷阵斩首一级，购钱五万”的记载[25](复原《居延新简》的“购赏科别”册书)。这些出土的汉代律令对以军功赏赐爵位有明确、具体的规定。赏赐军功的制度也有利于调动边防军进行军事训练的积极性。
    4.责任追究
    秦汉追究边防军事守备失职的责任。汉代简牍文献常见的名目有“匿不言迹”、“不循行部”“不举烽火”“阑出入关津而未得”等。居延汉简中《候史广德坐罪行罚檄》，据考证是汉宣帝元康三年以前的遗物。檄分正反两面，正面是候史广德坐罪行罚事由，背面列举其所守第十三燧至十八燧守备失职的各种败弊事实。正面的文字经考释是：“候史广德，坐不循行部、涂亭、趣具诸当所具者，各如府都吏所举，部糒不毕，又省官檄书不会会日，督五十。”大意是，甲渠候候史张广德，因不巡行所辖各燧，不催促并检查各燧准备各类防御物资与设备，不按期汇报簿书，因而构成犯罪。候史广德的罪过在于没有严格执行有关边防守备制度，严重失职，因此构成“不循行部”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