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筑障“三郡”和建塞内地
    汉武帝取得河南地后，相继在西河、上郡、北地三郡沿边建塞筑障，以防御匈奴从三郡塞外侵入。元封四年，“又北益广田至眩雷为塞，而匈奴终不敢以为言”[5](卷九十四上《匈奴传第六十四上》)，在西河郡增山县(今内蒙古东胜西北城梁村古城)西筑眩雷塞，在虎猛(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西南红庆河古城)界筑制虏塞，塞外翁龙障和埤是障，在今伊金霍洛旗西南。上郡塞外匈归障，在今乌审旗西南。北地郡神泉障，在今宁夏灵武县长城一线；塞外浑怀障，在今陶乐县西南黄河东岸溜子山附近。东汉在内地建塞。光武帝“诏(王)霸将弛刑徒六千余人，与杜茂治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7](卷二十《王霸传》)，杜茂与王霸修筑的亭障烽燧皆在长城塞内，自代(今河北蔚县东北代王城)至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古城)三百余里，以为守御匈奴的边防。建武十四年(38年)，马武“屯常山、中山以备胡……又代骠骑大将军杜茂缮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桥，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陉，中山至邺，皆筑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7](卷二十二《马武传》)。扬武将军马武在内地各处缮筑的障塞主要有：一自西河(郡治富昌，今陕西府谷西北古城)至渭桥(今陕西咸阳东)；二自河上(大概是今山陕间黄河某地)至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禹王城)；三自太原(郡治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古城营)至井陉(今河北井陉西北)；四自中山(国治卢奴，今河北定县)至邺(今河北临漳西南邺镇)。上述障塞，皆筑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候，以备匈奴。据《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记载，东汉不断在内地“缮作坞候”：“使北军中候硃宠将五营士屯孟津，诏魏郡、赵国、常山、中山缮作坞候六百一十六所”；“遣兵屯河内，通谷冲要三十三所，皆为坞壁，设鸣鼓”；“筑冯翊北界候坞五百所”。这已超出了边塞防卫的建设了，目的是保境安民，是为了自卫，也是重守卫而非进攻之表现。
    据考证，汉代居延的边塞设施有四道防线。第一道防线为天田。所谓“天田”，就是“以沙布其表，但视其迹，知匈奴来人”。第二道防线是栓柱和悬索。所谓“栓柱”，即竖直排立的木栓，上面系悬索，形状类似今天的铁丝网。第三道防线是塞墙，即长城。居延长城有的用土筑，有的用石砌，有的利用自然天堑，形成一条绵亘不绝的防卫线。第四道防线是城障烽隧外围的“虎落”，居延汉简中亦称“绳落”。
    (三)整修驰道
    北边远离内地，沙漠戈壁横亘，高山峻岭耸立，交通十分不便，因此，秦汉王朝都很重视在北边地区修建道路，完善交通运输设施，提高边防部队的后勤和装备保障能力以及应对突发事件和打赢局部战争的能力。这既是增强边境防御能力的基础，也是应对边境突发武装冲突的需要和提高戍边效能的有效途径。
    秦汉北边道把长城防御体系东西连贯为一体。北边道的主体部分与长城并行，其干线应是连接北边各郡郡治和主要县治的大道。长城作为军事防御设施也必然要以交通道路作为辅助结构，当地烽隧等许多防卫建筑都靠近交通要道。北边道不仅有联系长城防线各个据点以加强防务的作用，尤其对于在长城以外进击匈奴有重要意义[13]。北边道的最初经营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史记·匈奴列传》：“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当是之时，冠带之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秦汉帝王巡行北边，走的就是北边道，通行状况良好。《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陇西郡正在当时长城线西端，而所谓“鸡头山”，《正义》引《括地志》云：“《后汉书·隗嚣传》云，‘王莽塞鸡头’，即此也。”可见也是著名要塞。这是北边道的西段。秦始皇三十二年，东临渤海边，“刻碣石门”，又“巡北边，从上郡入”，经行了北边道的东段和中段。《汉书·武帝纪》载，元封元年(前110年)“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巡察了北边道西段。同年，又“至碣石，自辽西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辽西到九原就是北边道的东段和中段，其中云阳至九原(五原)当属秦直道。《资治通鉴》卷六十“献帝初平四年”条载，幽州牧刘虞与割据幽州的军阀公孙瓒有矛盾，为了消灭公孙瓒，刘虞派心腹田畴到长安向汉献帝上报奏章，所行的就是北边道的中段：“畴乃自选家客二十骑，俱上西关，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间道至长安致命。”幽州牧所在地为广阳国的蓟县，从蓟县出发，向东北行过“西关”即居庸关，出长城，沿“北山”即阴山山脉直接到达朔方，中间要经过代郡、雁门郡、云中郡、九原郡，从朔方经过北地郡、安定郡到达长安，而没有走九原的直道到长安，所以称“循间道至长安致命”。北边道与塞外交通联系的交点，就是从中原北向草原的交通道路的城塞，是长城防线守卫的要点。联系北边道与内地交通的最著名的大道是秦始皇开通的直道，自云阳北甘泉山(今陕西淳化县)，经子午岭北入鄂尔多斯高原，过今内蒙古乌审旗北，经东胜市西南，渡黄河到达边防重镇九原郡(今乌拉特前旗三顶帐房古城)，全长1800里(约今1400里)[14]。还有“入塞三道”都是经过长城要塞、联系南北的交通要道。《冀州图经》说：“入塞三道，自周秦汉魏以来，前后出师北伐，唯有三道。其中道，正北发太原，经雁门、马邑、云中，出五原塞，直向龙城，即匈奴单于十月大会祭天之所也。一道东北发，向中山，经北平、渔阳，向日檀、辽西，历平冈，出卢龙塞，直向匈奴左地，即左贤王所理之地处。一道，西北发，自陇西、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历伊吾塞匈奴右地，即右贤王所理之处。”[15](P347)三道的中道包括了雁门道、云中道、固阳道，东北道包括平冈道、卢龙道，西北道包括陇西道、北地道，都要经过北边道的长城要塞。
    秦汉王朝大规模修筑边塞，虽然付出了人力、物力、财力诸方面的巨大代价，但是，在秦汉冷兵器和生物动力时代的防御工程，边塞城防和道路的构筑对中原封建王朝的政治稳定、人民生产与生活的相对安定和经济的繁荣，确实起到了其他防御手段所不能有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