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配置先进的武器设备
    1.边防军配备的武器
    秦汉边防军配备的武器，简牍称为守御器、被兵簿，守御器品是关于配置防御器具品种、数量的规定，今见如“郡、都尉、候障、亭燧守御器品”[26](P158)。据汉简记载，具弩、弓箭、戟、矛、刀、剑和车马等武器装备保管不善的要受到惩罚的：
    甲渠候鄣，大黄力九十石弩一，右渊强一分，负一算。八石具弩一，右弭生，负一算。六石具弩一，空上蜚，负一算。六石具弩一，衣不足，负一算。坞上望火头，三不见所望，负三算。上望火头二，不见所望，负二算。□扌□弦一，脱，负二算。凡负十一算。(52·17，82·15)
    这里的武器装备有石弩、“具弩”属射程武器，“望火头”为观察装置等。“算”是罚金计算单位。在边塞如果具弩、望火头等武器装备有损坏、不合要求，就属违反法律的失职罪，要受到负一算或负三算的处罚。
    2.边防军配备的候望设施
    秦汉边防军配备的候望设施主要有天田、烽火、柃柱、悬索和虎落等，能够及时准确地将进犯之敌的情报传递到边郡决策者手中，为采取军事行动提供依据[27]。其中的烽火设施就有较高的技术要求。敦煌、居延出土了汉代《塞上烽火品约册》等，详细记载了汉朝的烽燧制度，是汉代候望烽燧系统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示警联防条令。《塞上烽火品约》的执行是严格的，稍有违犯，将要受到惩罚。居延新简有《建武五年令史劾候长王褒》册(E·P·T68：81-102)，记述了候长王褒“不以时燔举”“燔举不如品约”而遭受弹劾[28]。“不以时燔举”指“燔举”失时，贻误戎机，“燔举不如品约”指燔举信号与敌情不符，示警违例，这按律是要受到严格惩办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也有一条有关烽燧的记载，《兴律》规定：“守燧乏之，及见寇失不燔燧，燔燧而次燧弗私(和)，皆罚金四两。”(四○五)(整理组解释其中文字曰：“和，响应。”)[29]守燧士卒不坚守岗位、发现敌人不举烽火、烽燧之间不按次序响应，都要处以罚金。
    秦汉边防的武器装备和烽燧设施是比较先进的，提高了边防军的防御能力。据《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第六十四上》载：“是时，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希复犯塞。”
    (四)精选将帅
    秦汉大多数的边防军将领都具有勇略和履行职责的才干和品德。他们在推行朝廷政令、与匈奴的武装斗争及安抚少数民族的过程中，都建立了卓越功勋。卫青、霍去病、李广、郑吉、段会宗、李广利、李陵、赵破奴、路博德、范明友、赵充国、窦固、窦宪、耿秉、耿夔、班超、吴棠、段郴、任尚、邓训等，皆“高上勇力鞍马骑射”[5](卷六十九《辛庆忌传》)，他们不是皇亲国戚，就是久经沙场的老将，极大地增强了军队的威慑力和战斗力。西域首任都护郑吉“习外国(外地)事”，“既破车师，降日逐，威震西域”。东汉著名的西域都护班超“为人有大志”，“涉猎书传”，团结西域诸国一道反对北匈奴势力，指挥汉兵和疏勒、于闻、抒弥诸国兵击败龟兹，攻杀焉曹王，“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路博德率军筑居延后，即作为居延地区的常备军，活动在抗匈战争的最前沿，有力地增强了河西地区的攻防能力。窦宪从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六月，至永元三年(公元91年)二月的19个月期间，率兵连续三次进击北匈奴，期间还击灭伊吾卢地区北匈奴势力，充分体现了其统兵御众的才能。《后汉书》卷十九《耿弇传》附耿秉传曰：“博通书记，能说《司马兵法》，尤好将帅之略。”
    五、恩威并用：秦汉边防和谐社会建设
    秦汉边防社会的和谐主要表现在各民族关系的和谐，对少数民族采用恩威并用的政策，维护边防安全。《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第六十四下》赞曰：
    人持所见，各有同异，然总其要，归两科而已。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皆偏见一时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终始也。自汉兴以至于今，旷世历年，多于春秋，其与匈奴，有修文而和亲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诎伸异变，强弱相反，是故其详可得而言也。
    秦汉对待少数民族一是和亲，二是征伐。和亲就是施以恩德，征伐就是施以威力，而不论是和，还是打，都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以政治稳定为保证。国富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国家安定、经济繁荣，社会才能和谐发展，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一)施以恩德
    秦汉对边防少数民族施以恩德，主要表现在缔约媾和、赏赐怀柔等方面，双方建立和平相处的关系。
    秦汉对待少数民族待以宾礼，迁徙到塞内农牧兼营的良好生存地区，赏赐大量财物，使他们得到实惠的利益，极尽怀柔、笼络之意。首先是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自治，中央王朝不向夷狄地区派军派官，也不收取赋税，但给部落酋长以各种名目的封爵赐官，名为中央王朝的命官，以其笼络为“一家人”，消弭边境之患。其次是把少数民族安置到塞内富庶地区。如，东汉时南北匈奴分裂，南匈奴就徙居塞内，“天子总揽群策，和而纳焉。乃诏有司，开北鄙，择肥美之地，量水草以处之”，“南单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诸部王，助为扦戍。使韩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贤王屯朔方，当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云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将军屯雁门，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7](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第七十九》)。“乌桓或愿留宿卫，于是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令招来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7](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第八十》)同时秦汉派遣皇朝官吏进入少数族迁徙地区进行监管，以求稳固地将这些民族纳入政权体系之中，从而维护了边防的稳定。再次是赏赐少数民族大量财物。匈奴“单于自请愿留居光禄塞下，有急保汉受降城”，西汉王朝“又转边谷米糒，前后三万四千斛，给赡其食”[5](卷九十四上《匈奴传第六十四上》)。元帝初即位，“呼韩邪单于复上书，言民众困乏。汉诏云中、五原郡转谷二万斛以给焉”[5](卷九十四上《匈奴传第六十四下》)。秦汉王朝内徙和赏赐少数民族的目的是以夷制夷，让少数民族守边，保障边防的安定和谐。东汉的恩德政策，也付出了极大的经济代价，怀柔南匈奴，每年供给南单于费直即达一亿九十余万钱；贿赂鲜卑，“青、徐二州给钱岁二亿七千万为常”[7](卷九十《鲜卑传》)，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怀柔少数民族，迁至塞内，利用他们守边，其前提条件是秦汉王朝有强有力的监控能力，否则任其在塞内发展壮大，就等于把自身的国防在相当程度上托付给了少数民族。如防御匈奴的骑兵部队主要来自于北边归附的少数民族[30]。防御匈奴的鲜卑族在东汉王朝的怀柔下，军事实力迅速发展，“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才力劲健，意智益生。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7](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第八十》)，对边防构成极大威胁。防御北匈奴的南匈奴在塞内富庶之地迅速发展，南匈奴单于在请求攻打北匈奴的上书中说：“愿发国中及诸部故胡、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师子、左呼衍日逐王须訾将万骑出朔方，左贤王安国、右大且渠王交勒苏将万骑出居延，期十二月同会虏地。臣将余兵万人屯五原、朔方塞，以为拒守。”[7](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第七十九》)这三万多精锐骑兵，对国防无疑是潜在的威胁，后来南匈奴不断发生叛乱，原因就是势力太大，东汉王朝已无法控制。所以《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评价说：
    若二汉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则？先零侵境，赵充国迁之内地；煎当作寇，马文渊徙之三辅。贪其暂安之势，信其驯服之情，计日用之权宜，忘经世之远略，岂夫识微者之为乎？故微子垂泣于象箸，辛有浩叹于伊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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