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建城筑堡：秦汉边防军事设施建设
    秦汉军事设施是边防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御敌的重要依托，统治者非常注重加强北部边防的军事设施建设，大规模修筑边塞防御工程，建城筑堡，开拓道路。秦汉边防建筑的长城，当时称为边塞，简称塞，或称障塞。沿边塞修筑的垣墙、城障、亭燧、烽台、关隘、军用道路和粮秣武库等军事设施，具有战斗、指挥、观察、通信、隐藏等综合功能，并配置有长期驻军守备的线式军事防御工程。《淮南子》说：“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发边戍、筑长城、修关梁、设障塞、具传车、置边吏。”[11](卷十二《道应训》)汉代“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5](卷六十九《赵充国传》)。这些军事设施奠定御敌、反击的坚实基础，有效维护边防安全。西汉边塞的修筑，不仅积极利用旧有的长城，如秦代的“河上塞”和燕国的“辽东故塞”，而且还新修了复线。西汉的边塞，东起今朝鲜的清川江，西至新疆的罗布泊地区，再加上五原塞外的光禄塞等，总长度超过1万公里，是我国历史上最长的一道边塞。
    (一)修缮故塞
    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为随时防备匈奴的袭扰，令蒙恬在原来秦、魏、赵、燕等国旧长城的基础之上，修筑了一条“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的新长城。《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第六十四上》载：
    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数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缮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
    从记载看，蒙恬收复河南地，沿河建塞筑城，修缮秦、魏、赵、燕等国旧长城，建成了西起临洮东至辽东万余里的长城，包括陇西、北地、上郡、五原、云中、代郡、上谷、渔阳、辽东等长城的边塞。《史记·蒙恬列传》载，司马迁亲自考察这一段长城后曾感叹说：“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汉代秦长城还较为完整地保存并继续发挥作用，当时人们称它为“长城”或“故塞”，对秦长城不断地加以修缮利用，成为汉初抗御匈奴南下的重要边防设施。早在汉高祖二年(前205年)时，高祖就曾令人“缮治河上塞”，当是陇西郡西境濒河一段边塞，自此以东，汉与匈奴以战国昭襄王时故塞为界，是守御匈奴的北部防线；不久又修筑“辽东故塞”，这些都是对秦长城的重新缮修。元朔二年(前127年)，汉军收复了“河南地”，卫青奉命“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固”[5](卷九十四上《匈奴传第六十四上》)，这就是濒临黄河南岸长城。这次修缮秦长城的范围并不局限在“河南”一地，而且有一些地段还是新筑的。如今河北张家口一带的汉长城，距秦长城竟有数百里；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及陕西神木、榆林诸县之北的榆溪故塞，卫青又“广长榆”，把旧日通过大规模种植榆树所形成的一道边塞加长加广。《史记》卷一百一十五《朝鲜列传》中对箕氏朝鲜史事的简略追述：“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浿水为界。”这里的“辽东故塞”是燕曾“略属”朝鲜所“筑障塞”，浿水就是朝鲜清川江，所以，汉“复修辽东故塞”到朝鲜的清川江西大宁江长城，大致自今辽河北，南折经本溪县东及宽甸西，越鸭绿江，至清川江北直至海边。此边塞直至汉末，是汉朝东北外边防线。光武帝对边防设施进行了大量修复。例如建武十二年(36年)，派遣杜茂“将众郡弛刑屯边，筑亭候，修烽燧”[7](卷一《光武帝纪》)。建武二十一年，遣中郎将马援复修缘边雁门、代郡、上谷障塞，分筑烽候堡壁[7](卷一百一十三《郡国五》注)。次年，匈奴内乱，遣使汉朝请和，乌桓趁势击之，匈奴移徙漠北，于是汉朝撤除诸边郡亭候吏卒。建武二十五年，乌桓部众分置缘边上谷以东诸郡，汉设乌桓校尉于上谷宁城(今河北万全)；建武二十六年，南匈奴内徙缘边西河、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八郡，南单于徙居西河美稷(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纳林镇古城)，并助汉防边。此后至东汉末，不筑边塞。
    (二)建筑新塞
    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至天汉元年(前100年)这12年间，西汉王朝又先后组织了七次大规模修筑边塞的行动，兴建起了长达2000公里左右的新的长城，据陈梦家先生考证：“汉武帝由于防御匈奴与西羌，开发西域，在河套以西，用了短短12年时间，兴建了规模巨大的三四千里障塞亭燧。”[4](《汉武边塞考略》，P19)当时人不以“长城”名之，而是统称为“塞”，或称这些边防军事工程为“障塞”、“城障”、“列城”、“外城”、“亭障”、“亭塞”、“亭燧”，等等。这些障塞亭燧及边墙，大体上可以分为“西塞”、“居延塞”和“塞外列城”三部分。
    1.修筑“西塞”
    西塞是古人对汉朝在占据河西走廊及开通西域过程中所修筑的防御工程的通称，因地处秦长城之西而得名，从现在的方位看应该称为“西北塞”。西塞的东部起点，是金城郡的令居，在今甘肃省永登县境[12]。
    汉武帝在西北兴筑四条边塞及亭燧。一是令居以西到酒泉。元鼎六年(前111年)从令居(今甘肃永登西北)至酒泉(郡治禄福，今甘肃酒泉)修筑边塞。《史记》卷三十《平准书》载，元鼎六年，“数万人发三河以西骑击西羌，又数万人度河筑令居”；《汉书》卷六十一《张骞传》记载张骞通乌孙、大宛后，“始筑令居以西”。臣瓒注：“筑塞西至酒泉也。”这段边塞大略与其后明代边墙相仿，而在民勤县一段稍北，张掖县西北一直沿黑河。二是酒泉到玉门。《汉书》卷六十一《张骞传》记，在元封四年(前107年)，“天子遣从票侯破奴将属国骑兵及郡兵数万以击胡，胡皆去。明年，击破姑师，虏楼兰王，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这段边塞东自沿北大河，向西傍疏勒河，伸至敦煌县西北玉门关。三是敦煌西至盐泽。《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时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四是居延塞、休屠塞。《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第六十四上》载，在太初三年夏“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鄣列亭至庐朐，而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其旁，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此道边塞，起自汉居延泽西，在今索果诺尔之南沿弱水两岸。令居、居延及酒泉玉门边塞，构成一条完整的河西防线，是防御匈奴从大漠南侵河西地区、保护中原通往西域河西走廊的屏障。
    2.修筑“外城”
    “外城”指“塞外之城”，是汉武帝时期在秦长城以北即阴山以北所修筑的边防工程。公元前105年，汉武帝“令因杅将军筑受降城”[5](卷九十四上《匈奴传第六十四上》)。公孙敖所筑的受降城，在长城以北，大致在朔方郡高阙关(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石兰计的狼山山口)西北的漠南草原地带，为接受匈奴左大都尉投降而筑。汉武帝为阻止匈奴南入阴山内外的富饶垦区和草原，于太初三年(前102年)夏，在阴山北、大漠南修筑长城，“汉使光禄勋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里，筑城障列亭至卢朐，而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其旁”[5](卷九十四上《匈奴传第六十四上》)。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经石门障(今内蒙古包头北前口子古城)，筑光禄(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明暗乡小召门梁故址，城临边塞，史称“光禄塞”)、支就、头曼、虖河、宿虏(疑是今内蒙古潮格旗乌力吉西北朝鲁库伦城遗址)诸城，直至庐朐(今阿尔泰山南麓某地)。这条长城面临匈奴前锋，处于大漠南北交通要道，南接阴山北麓长城，蜿蜒于大青山之北蒙古高原上，北长城直至阿尔泰山脉中，南长城转向西行，延伸至甘肃额济纳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