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移民屯垦：秦汉边防经济建设
    秦汉北部边疆人口稀少、经济落后，为增加人口、发展经济、就地筹措军需物资，实施移民实边、积粟输边、军队屯边的移民屯垦政策。“开始了以移民屯垦为中心的全方位经济开发，把北部边疆地区纳入统一国家一体化发展的轨道。”[1]以增强边防经济实力。
    (一)移民实边
    在边塞屯田既解决了军费问题，又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秦汉统治者以“赐高爵，复其身”的优厚待遇，并解决衣食住行，嫁夫娶妻，使移民久安边塞，一面种田，一面训练，保卫边关。
    秦始皇首先对新开拓的河南地“徙谪戍以充之”[5](卷九十四上《匈奴传》第六十四上)，又“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8](卷六《秦始皇本纪》)，即迁内地三万户到北河(今内蒙古乌加河北)、榆中(今河套东北)实边垦殖，给予拜爵一级的奖励。晁错在《募民徙塞下疏》中向文帝提出徙民实边的建议，他说：“徙民实边，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俘虏之患，利施后世，名称圣明。”他提出在边塞“要害之处，通川之道”，建立城邑，安置移民“毋下千家”，给徙边的移民提供“先为室屋，具田器”、免其罪、“赐高爵”、免除赋役、“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等优惠政策，鼓励移民边塞。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募民塞下”，开始“徙民实边”，增加边防人口，增强边防经济实力，保家卫国。到武帝时，大规模拓边，夺取了“河南地”、河西走廊，匈奴远遁，初置四郡，不断加强边防防备，移民实边，“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实之”、“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县西北)，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5](卷九十四上《匈奴传第六十四上》)“募民徙朔方十万口”[5](卷六《武帝纪》)、“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8](卷三十《平准书》)、对河西地区也“稍发徙民以充实之”[5](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5](卷六《武帝纪》)。东汉初，马援在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主营屯田，安置流亡汉人十余万。《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载：“复建西海郡县，规固二榆，广设屯田……殖谷富边，省委输之役。”“后金城长史上官鸿上开置归义、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复上置东西邯屯田五部，增留、逢二部。”“以湟中地广，更增置屯田五部。”顺帝时在西河、北地、上郡等地屯田，“省内郡费岁一亿计”。
    (二)积粟输边
    贾谊在给汉文帝上《积贮疏》时强调：“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国有积贮，就是国家富足“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若国无积贮，就是国家不富足，“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这就是国富才能兵强的道理。而要使国家富足，就必须大力发展农业经济，“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晁错在向文帝上《贵粟疏》时也强调了“守边备塞，劝农为本”，提出“贵粟”与“务农”是加强边防力量的经济基础，具体方法是“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通过“入粟拜爵”“车骑马复卒”的激励手段，鼓励务农积谷，达到积粟实边、加强边防经济基础、增强边防实力的目的。这些通过富国以实现强边的措施被文帝采纳实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不仅有助于加强边防的防御力量，而且对安定社会秩序也是有利的。
    (三)军队屯田
    秦汉军队屯田是部队在北郡边防线开展农业生产，就地筹粮，减省转输之费，从而增强边防战备的经济力量。汉武帝时期，自敦煌至辽东，在建塞城、起亭隧的同时，均“设屯戍以守之”，实行军队屯田，“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戍田之”[8](卷三十《平准书》)。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仍“发习战射士诣朔方，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5](卷七《昭帝纪》)。王莽时，“乃以(赵)并为宜禾将军，发戍卒屯田北假，以助军粮”[5](卷九十九《王莽传》)。最著名的军屯当属赵充国率部戍守金城向宣帝建议屯田，他在《屯田奏》中提出了军屯的十二条好处。据《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载，赵充国对军屯的作用从理论上做了全面、深入的论述，认为开展军屯“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是对敌威德并行，一举两得，不仅可以节省军费，减少徭役，而且可以保护当地居民的生产，有助于加强边防力量。于是，他说：“愿罢骑兵，留驰刑应募，及淮阳、汝南部兵与吏士私从者，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处……田事出，赋人二十亩。”汉代军屯作为战区后勤支援制度，不仅“兴了边、富了民”，解决了边防部队急需的粮食等物资，促进了北边经济发展，而且增强了北边防卫力量，成为强边固防、抵御外敌入侵、维护稳定的重要威慑力量。
    四、精器锐卒：秦汉边防防御能力建设
    秦汉边防防御能力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武器装备精良，这就是“精器”，二是军队技术水平高，这就是“锐卒”。《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载，晁错在向汉文帝言兵事时，非常强调精器锐卒的重要性。他说：“臣闻用兵，临战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习，三曰器用利……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弗及，避难不毕，前击后解，与金鼓之指相失，此不习勒卒之过也，百不当十。兵不完利，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袒裼同；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射不能中，与无矢同；中不能入，与无镞同；此将不省兵之祸也，五不当一。”“士不选练”卒不“锐”，“兵不完利”器不“精”。武器装备始终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人员数量和素质是构成战斗力的决定性因素。秦汉重视包括边防部队在内的军队武器装备建设，特别是提高武器装备的技术性能，加强军事训练，建设精锐之师、无敌之师。
    (一)重视马政，发展骑兵
    秦汉为适应边防战争的需要，增强北部边防防御能力，十分重视养马业，用马装备军队，发展骑兵。骑兵是当时最先进的部队，是边防军中的精锐部队，在抗击少数民族军队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蔡邕曾指出：“幽州突骑，冀州强弩，为天下精兵，国家瞻仗。四方有事，未尝不取办于二州也。”[16]这说明幽冀二州的骑兵在全国是有名的，国家边防一旦发生什么事情都要由二州来办理。《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载：“今虏皆马骑，日行数百，来如风雨，去如绝弦。以步追之，势不相及，所以旷而无功也。为使君计者，莫如罢诸郡兵，各令出钱数千，二十人共市一马，如此，可舍甲胄，驰轻兵，以万骑之众，逐数千之虏，追尾掩截，其道自穷。”这是说对付少数民族的骑兵，只能“舍甲胄，驰轻兵”，才能“追尾掩截，其道自穷”，“便人利事，大功立矣”。
    1.鼓励养马
    秦汉鼓励养马表现在六个方面。(1)国家在长安附近养马。《汉旧仪》说“天子六厩”“马皆万匹”。在北边、西边设诸牧苑36所，“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5](卷五《景帝纪》)。(2)提高马价。汉武帝元狩五年，“天下马少，平牡马匹二十万”。如淳注曰：“贵平牡马价，欲使人竞蓄马。”由原来的每匹1万至2万钱，定为每匹20万钱，鼓励民间多养雄马。(3)卖爵得马。汉武帝规定：“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如淳注曰：“千夫、五大夫不欲为吏官者，令之出马也。”(4)养马免役。“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岁”[5](卷二十四《食货志》)(5)官马民养。元鼎四年，“令民得蓄边县，官假母马，三岁而归，及息十一”。李奇曰：“今令民能蓄官母马者，满三岁归之，十母马还官驹，此为息十一也。”就是官府借母马于民，让人们在边防畜牧，三年后归还国家一定数量的幼马。(6)亭养母马。即让封君和官吏按比例出母马，由亭繁息，国家从中征调子马。加强马政建设，使长城沿线出现畜牧业繁盛之局面。《盐铁论·西域篇》载：“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于野。”《汉书·地理志》也载，西北地区“地广人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玉海》卷148引魏王郎云：“雄卫霍张皇之师，羁兵塞上，厩马有四十万匹。”养殖战马，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