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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汉代少数民族内徙之策是权宜之计，非长治久安之策。 秦汉与少数民族缔约媾和首先表现在和亲联姻，汉初，匈奴强大，屡次征战，多被匈奴击败，于是就有了“和亲”之事。“和亲”始于汉高祖，他是因为中原经秦末之乱及楚汉之争，不得不以“和亲”之策来约束匈奴的军事行动，汉与匈奴“约为兄弟”，以加深双方的和平亲密关系。其次是订立盟约。孝文帝致书匈奴，再申约定：“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这等于汉与匈奴划分势力范围：长城内之华夏即“中国”为汉管辖；长城以外“三北”的“引弓”之国即游牧或渔猎之族皆归匈奴管理。双方约定：“匈奴无入塞(长城内)，汉无出塞，犯今约者杀之。”[5](卷九四上《匈奴传第六十四上》)《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第六十四下》对和亲有段精辟的评价： 昔和亲之论，发于刘敬。是时，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难，故从其言，约结和亲，赂遗单于，冀以救安边境。孝惠、高后时遵而不违，匈奴寇盗不为衰止，而单于反以加骄倨。逮至孝文，与通关市，妻以汉女，增厚其赂，岁以千金，而匈奴数背约束，边境屡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发愤，遂躬戎服，亲御鞍马，从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驰射上林，讲习战陈，聚天下精兵，军于广武，顾问冯唐，与论将帅，喟然叹息，思古名臣。此则和亲无益，已然之明效也。 这充分说明汉初对匈奴的媾和，劳民伤财，并未阻止匈奴对汉的军事行动，只是权宜之计，所以文帝才选将练兵，提高军事实力，抵御匈奴的入侵。 (二)武力讨伐 秦汉武力征讨，示以惩罚，收复已失去的土地等，是对少数民族背叛行为而采取的最严厉的战争手段。如，秦汉时屡次征伐匈奴，汉武帝对匈奴重大的战略反攻就达11次以上，战事进行了数十年之久，取得系列胜利。从此，“匈奴远循，而漠南无王庭”[5](卷九十四上《匈奴传》第六十四上)。但“兵连祸结三十余年，中国罢耗，匈奴亦创艾”[5](卷九十四下《匈奴传第六十四下》)。“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墯殰，罢极苦之。自单于以下常有欲和亲计”[5](卷九十四上《匈奴传第六十四上》)。东汉对匈奴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以其自身的强大挡住了匈奴时断时续的军事进攻，也多次对匈奴武力征讨，命窦宪、耿夔等人讨伐北匈奴，“前后并进”，“蹑北追奔三千余里”，“单于震慑，屏气蒙氈，遁走于乌孙之地，而漠北空矣”[7](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第七十九》)；“于是诸将邓骘、任尚、马贤、皇甫规、张奂之徒，争设雄规，更奉征讨之命”，“所以赂遗购赏，转输劳来之费，前后数十巨万”[7](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秦汉对少数民族的武力征讨，虽然劳民伤财，但是沉重地打击了少数民族的侵略势力，保障了边防的军事安全，促进了边疆社会的和谐。 秦汉对少数民族恩威并用，对边防的安全和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成效显著。“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奋击之威，直匈奴百年之运，因其坏乱几亡之厄，权时施宜，覆以威德，然后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称藩，宾于汉庭。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5](卷九十四下《匈奴传第六十四下》)这是说到了宣帝的时候由于以前武帝的武力征讨，匈奴内部的分裂，又施以威力和恩德，匈奴归顺，边境社会和谐，经济繁荣。《汉书》作者班固认为，“夷狄”“人面兽心”，不可理喻，“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但“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不绝，使曲在彼”[5](卷九十四下〈匈奴传第六十四下》)。班固提出的是对少数民族不和也不打，重在防御。我们认为不论是和还是打，都是必需的，但要因时而异，对待少数民族一定要加强防御，有备无患。汉武帝时候，在武力讨伐匈奴的同时“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加强防备，“然后边境得用少安”[5](卷九十四下《匈奴传第六十四下》)，维护了边防的安定。所以《汉书》的作者班固说：“夫边城不选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备塞之具，厉长戟劲弩之械，恃吾所以待边寇而务赋敛于民，远行货赂，割剥百姓，以奉寇雠。信甘言，守空约，而几胡马之不窥，不已过乎！”[5](卷九十四下《匈奴传第六十四下》)就是只有选好边防良将、筑城建塞、修障造燧、装备精良的武器，才能防御边寇的入侵；而赋敛人民、贿赂寇贼，听信甜言蜜语、坚守空洞的条约，希望寇贼不侵犯边境，那是不可能的，是完全错误的。 六、秦汉北部边防建设的特点 秦汉北部边防建设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建章立制，二是财政投入力度大，保障了北部边防建设的正常有序进行。 (一)注重建章立制 在传统文献和出土简牍中有大量的有关北部边防的法令，主要有《秦律十八种》、《二年律令》、《功令》《击匈奴降者赏令(附科别)》、《塞上烽火品约》、《烽火品约》等，内容涉及行塞与秋射制度、后勤保障制度、军功奖惩制度、关塞检查制度等，对守边塞者叛国惩罚、边防出入境、戍边、烽燧、邮亭驿传、边吏职责、防御设备等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保障边防的军事和治安安全。1.继承秦国的军功爵制，奖励军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在战争中立过军功的人可以爬上王侯将相、封君食邑的高位，甚至一般士卒也可以通过军功爵制获得一小块土地，或取得一些法律上和赋役方面的优待[22]。2.边防巡行制度。两汉政府在边郡建立了一套严密的边防体系，边防职官循行视察边塞防御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派往边郡循行的有中央以及地方的各级职官。对于循行官员的行程，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以保证其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循行的内容与屯戍相关，包括了兵器折损情况、守御器及烽火器具是否完备、燧卒对于烽火品约的熟习程度、燧卒在岗以及核实日迹情况，等等，循行制度保证了边防体系得以正常运作。3.边防财物拘校制度。从新、旧“居延汉简”得知，西北边塞地区对财物拘校、审核的范围甚广，其中尤以钱、粮、兵械、守御器备为重点。在贯彻落实中要求做到“必得事实”，严格认真。拘校的时间有定期和不定期两种。拘校方法主要是将实物与账簿核对，会计凭证与会计账簿核对以及通过调查、询问的方式等。由于官府对拘校的执行力度较大，故当时拘校审查出了不少“计簿不实”、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和吏员渎职违纪行为，并就情节轻重，分别给予了惩处。4.边防依法问责制度。秦汉以法治军，严惩危害作战利益、违反军队建设的重大犯罪行为，凡违抗军令、后期、逗留、畏懦者，擅自退却、谎报军情、叛敌投降者，擅自发兵、虚报军功及争功相嫉者，等等，都规定了严厉的刑罚，一般都要判之以死刑[31]。出土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保存了西汉初期的一些边防法律条文，主要包括守边者叛国、边防出入境、戍边、烽燧、邮亭驿传、紧急事变处置、边吏职责、禁止译人诈伪等八个方面的内容[32]。边防法律和制度为北部边防建设提供了法制保障。 (二)财政投入力度大 秦汉重视北部边防建设，军费开支多，据上官绪智研究，汉代总兵力在100万左右，每年军官俸禄、衣粮供给与转输费、军械装备及军马费等经常性费用30余亿，约占国家财政总收入比例的26.75%、大司农收入比例的80.25%[33]。而边防军的费用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大。黄今言认为：“总而言之，西汉边防军以30万计，其一年养兵费为：口粮800万石，军官俸禄、衣装和转输费用约22.7亿钱(军官棒禄4.98亿、衣装6.9亿、转输10.8亿)。平均每人消耗粮食27石，费用7600钱左右。”边防养兵费用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总额的比例：口粮的14.51%，赋敛的34.7%。平均每人每年消耗6户田租，用掉约14户的赋敛[6]。庞大的财政投入为北部边防建设提供了丰厚的物资保障。 ①笔者案：指幽、并、凉三州，几乎是东汉西、北边郡之全部。 ②简装本、精装本《居延新简》均作“吏”字，应该是据上下文意、文例及残存笔迹补出。因此简恰在此处折断，故释作“”更合实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