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红史》以及1434年成书的班卓藏卜(dPal-vbyor bzang-po)所著《汉藏史集》、1478年成书的软奴班(gZhon-nu-dpal)所著《青史》(Deb-ther sngon-po)这3部藏文史籍所载蒙古祖先世系竟然和伊利汗国宰相拉施都丁所著《史集》基本相同。
    《红史》《青史》《汉藏史集》都不载《秘史》的第六代撒里合察兀、第十代孛儿只吉歹篾儿干、第十一代脱罗豁勒真伯颜、第十六代合赤曲鲁克(《元史》表作既拏笃儿罕)，遂皆以海都(《秘史》第十七代)为土敦篾年(《秘史》第十五代)之子。此外，《红史》于孛端察儿和篾年土敦之间记有两代--Ga(’)[b]i-chi(合必赤)和sBe-khir(《汉藏史集》《青史》同，略有异写)，并为17世纪的蒙文史书所沿袭。这与汉文史籍及《元朝秘史》《史集》都不同，也找不到任何旁证。从蒙藏文字形看来，可能是《红史》作者将合必赤的称号baqatur误读为下一代之名，遂致误分两代，《汉藏史集》《青史》作者沿袭其误，17世纪蒙古史家又沿袭藏文史籍之误，据此将误分的两代合并，则土敦篾年为合必赤子，孛端察儿之孙，与《秘史》《史集》相符；其下土敦篾年子为海都，与《史集》相符；《秘史》海都之子拜升豁儿-多黑申，《史集》同，《红史》又误分为两代，《汉藏史集》则只记为一代：sBa’i[-]-khordog-shing(脱落第二音“升”shing)，据此可以订正《红史》而并为一代。此后的世系，蒙文、汉文、波斯文、藏文史籍全同。
    藏文史籍《红史》(元末)、《汉藏史集》《青史》(明前期)与波斯文《史集》所载蒙古祖先世系高度一致，从中可以看出，公哥朵儿只记载的蒙古世系确如他自己所说，是从“小册子”《脱卜赤颜》书中抄录的，应该是和拉施都丁所见的伊利汗宫廷秘籍《金册》属于同源史料。由于《元史》未载朵奔篾儿干以前世系，我们只能将波斯文、藏文史料和《秘史》作比较。波斯文、藏文史籍缺载《秘史》第十代孛儿只吉歹篾儿干，其妻为忙豁勒真豁阿(Mongqoljin-qo’a)，这是首次出现的含有“蒙古”名之词。这一代夫妻的名字引起学者们的讨论。Borjigidai为孛儿只斤氏男性名，Mongqoljin为蒙古氏女性名。《秘史》记载蒙古先世第十三代孛端察儿后裔成为孛儿只斤氏，但却在第十代就出现孛儿只吉歹之名，且其妻为蒙古氏女子，不合蒙古部族的族外婚制。拉施都丁解释“孛儿只斤”在突厥语里是指深兰眼睛( )的人(但其语源并不确定(17))；又说也速该及其诸子和家族大部分是蓝眼睛的。遂有学者据此对蒙古部族源于唐代望建河(额尔古纳河)地区的蒙兀室韦之说产生疑惑，并就此进行新探索，这当然是很有吸引力的研究课题。不过从汉文、波斯文、藏文史籍都不载孛儿只吉歹夫妻及其子这两代看来，《秘史》所记遥远世系未可凭信。忽必烈朝修《实录》(脱卜赤颜)不录这两代，或与独尊勃端察儿为孛儿只斤黄金氏族之祖有关。
    对上述蒙文、汉文、波斯文、藏文史籍所载蒙古祖先世系的差异，中外学者都做过研究。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引申出这样的判断：元世祖时编撰的祖宗《实录》有相应的蒙文本(称脱卜赤颜)，对宪宗初年编定的《脱卜赤颜》即《秘史》作了改编，几乎同时的《圣武亲征录》当即将此改编本太祖、太宗部分译成汉文，于是朝廷“金匮”秘藏的既有宪宗初编定的《脱卜赤颜》(《秘史》的明初汉译本所据底本)，还有世祖时代开始编修，其后诸帝继续修撰的《脱卜赤颜》。拉施都丁讲到他在伊利汗廷得以利用的《金册》，与《红史》作者据以抄录蒙古世系(迄于世祖时期)的《脱卜赤颜》，应该是同类史书。《史集》叙先世尤其是太祖事迹甚详，所据者应为大汗朝廷颁给伊利汗廷的《脱卜赤颜》(由蒙古必阇赤编译的蒙文本《实录》)，而公哥朵儿只所见到的大概只是其“节文”。这是藏文史书竟能与波斯文《史集》所载蒙元祖先世系如此一致的最可能解释(18)。
    藏文史籍所载人名或称号，也多对读《元史》有助。如拖雷妻唆鲁和帖尼是非常精明强干的妇女，为拖雷家族夺取汗位出谋划策，管理真定分地，团结各派力量、汉地诸侯和士人以及各种宗教势力，功业卓著。汉文史书称之为“唐妃娘娘阿吉剌”，前者是“帖尼”的汉语译音之讹“唐”加上“娘娘”尊称，后者是波斯史书所载美称，洪金富作有专文解释，指出应是波斯语’aqīlat，意为“贤明”、“明智”。拉施都丁《史集》就称颂她“极为聪明能干，高出举世妇女之上”，这段话见于《拖雷汗传》第二部分(Blochet刊本页222，此词转写为’āqilat)。藏文史书称她为za-yin-e-ka Zo-rog-t’i(《红史》；《汉藏史集》作za-yin-e-kha)，蒙语意为“好母亲”。当时蒙古人对特别杰出的人物常加尊称、美称，如拖雷称也可那颜，拔都称赛因汗，旭烈兀称赛因额真(据邱轶浩博士提示)等，均为汉籍未见。真金元妃阔阔真称“也可太后”(大概就是“皇太后”)，答吉称“太皇太后”(英宗时所上尊号)，则应出自《实录》或其他汉籍。
    元代蒙古贵族取梵、藏语名者甚多，《元史·诸王表》所载者有约1/4(20多人)是梵-藏语名，但往往出现错误。如泰定帝太子，《本纪》作“阿速吉八”，屠寄据《宗室世系表》作“阿里吉八”，疑里为剌字异文，本作阿剌吉八，形讹为阿速吉八。所订正甚是，但他却说：“考蒙兀语吉兆曰阿剌吉，一作亦怜眞，又作鄂尔采，皆一声之转”；又说“如宁宗懿璘质班，后至元间江西行省左丞相西夏人亦怜真班，皆阿剌吉八之异文。”就完全离谱了。中华校点本据罗卜藏丹津《黄金史》和《源流》所载，此名及宗室表之“阿里吉八”正确订正为阿剌吉八。《红史》作Ra-khyi-phag(《汉藏史集》同)，应该是个梵藏语名，梵藏语有Rakirbagg(卫队，梵语raksa同藏文srung-ba，意为“保护”)，当即此名原文。依据藏文史籍确定这个名字就更清楚了，蒙语将首音节ra-读为ara-，故汉译阿剌吉八。元武宗、仁宗的名字都是忽必烈命龙虎山道士张留孙取的，老大叫海山(四库馆臣妄改“哈尚”可置不论)，波斯文、蒙文史籍大多写作khaishang/Qayisang，所以柯瓦列夫斯基《蒙俄法词典》也照此收入。伯希和据斯密德在搠思吉斡节儿《心箍》(Jiruken-u tolta)见到此名写作Qayishan，波斯文《瓦撒夫史》的转写为Khāīshān；藏文《红史》也作Ha’i-shan，现存西藏的八思巴字蒙文海山令旨文书即作Haishan，进一步完全证明这是汉语名而非蒙语名。其弟仁宗的名字叫爱育黎拔力八达，自然是梵语名Ayurparvata(寿-大山/山岩)，藏文史籍作A-yu-par-pa-ta。大概张留孙给他们两兄弟取的名都是“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吉祥语，老大用汉语名，老二用梵语名。
    我们读元史，不大可能解决所有译名问题，但要求尽量做得好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