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新济贫法无法阻止大量失业人口和贫困的继续产生。1851年，“在伦敦街道上混生活的人们是一个非常庞大和复杂的阶级”。“劳工中难得有一半人能正常就业，其中150多万人能经常和充分就业，有150多万人只能半就业，剩下的人完全失业，偶尔打零工，还挤掉了别人的工作机会。”⑦ 新济贫法还为工人阶级的宪章运动“提供”了不少支持者。到19世纪末期，英国富甲天下，失业贫困等问题却依然严重。完成工业化的英国出现了新的社会利益关系失衡现象，其实质原因还是财富分配问题。
    回顾起来，面对19世纪后期的民生问题，自由党、保守党和新兴的工党都在思考解决的办法，这既是出于维护社会统治，也是出于政党竞争。保守党领袖迪斯累里提出了三大目标：维护国家政治体制，巩固英帝国，改善人民生活。其改善人民生活也是意在改善当时该党的不佳形象，获取民心，与自由党竞争。保守党执政时组织多个委员会调查社会问题，如1876年皇家工厂法委员会、1885年皇家工人阶级住房委员会、1887年国民救济保险委员会和济贫法委员会、1899年老年贫民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进行的调查有助于认识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和执政党制定社会调控政策。保守党的政治用意明确。索尔兹伯里说：“我自己对任何形式的对工人的施舍深表厌恶，但是，好像没有什么理由去反对利用国家机器来提供它所能做到的任何帮助。”伦道夫·丘吉尔指出：“除非托利党显示出准备解决重要的社会问题，否则，在很长时期内它不可能再次执政。”贝尔福说：“在我看来，社会立法不仅不同于社会主义立法，而且恰恰是其对立物与解毒剂，掌权者如果能表现出解决每一种社会问题的热情，并把社会置于一种更加合理更加坚实的基础上，工人阶级就无法得到公共舆论的支持。”自由党也有类似用意。1885年，约·张伯伦提出社会问题应为自由党政策的首要目标，因为“当穷人对富人不再感到真正的嫉恨与不满时，财产的基础就会更加安全”⑧。在理论方面，霍布豪斯提出：“国家行为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手段，国家应为不能获得市场收入的人提供援助”；格林“背离经典的自由主义传统”，认为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已超越了个人满足，提出“积极自由”，实行“温和适中的”国家干预，促进社会公益。⑨
    在工党和费边社方面，“自由市场没有能力去大幅度减少贫困和不平等。反之，他们深信社会所有制、经济计划，以及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广泛采取措施，提供体制的和其他的救济，用于防止和治愈由于失业、老年、疾病和其他原因产生的贫困”⑩。费边社主张通过国家干预实现社会改良，提出了“国民最低生活标准”的重要概念和原则。独立工党还提出公有制和废除济贫法的主张。
    三党均认识到处理民生问题的必要性，但政策倾向各异。保守党倾向于少用国家干预，提倡自立自助，坚持有利于资本的自由主义政策。工党倾向于“社会主义”，要求大规模推行国家干预和社会福利保障。自由党“骑墙居中”，主张“温和适中”的国家干预和较多一些的社会福利保障。他们彼此党争激烈，但在维护统治和社会稳定方面却是共同的，都主张缓和社会矛盾，只是手段方式不同。这些分歧预示了20世纪英国政党政治和各党执政实践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包括政治哲学的分歧。
    济贫法是19世纪英国的主要社会保障体系，虽不可能根本解决失业贫困问题，毕竟使穷人有了一些最低保障。客观上，济贫法也以法律方式确认了政府在解决贫困问题中有一定责任，在政治上也使执政党避开了不顾人民死活的恶名，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保障资本对利润的追求，缓冲民生矛盾。
    危机与民生
    20世纪前期是西方和英国的严重危机时期，也是失业等问题最严重的时期。贝弗里奇认为“失业，一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个国家最巨大的社会问题，伴随而来的还有贫穷和灾难”(11)。霍布斯鲍姆引用二战中《泰晤士报》社论之语：“失业，仅次于战争，是我们这一代蔓延最广，噬蚀最深，最乘人不防而入的恶疾，是我们这个时代西方特有的社会弊病。”谓此言“比起任何考据研究，都更能充分解释二战后西方政府种种施政措施的缘由”。(12)
    围绕民生问题，工党、保守党和自由党展开了竞选斗争。1900年，工党第一个竞选宣言开篇宣布的主要政策是：“为老年贫困者提供适当赡养费；为人民提供较好的公共住房；为失业者提供有益工作。”1906年和1910年工党竞选宣言继续提出养老、住房、就业和保障工作权、废除济贫法等民生问题。(13) 三党中，工党最为强调民生问题，其崛起得益于此。同期的保守党竞选宣言很少涉及民生问题。自由党为削弱工党和控制民生问题恶化，执政时采取一些重大民生措施，如1908年“矿工八小时工作法”、“养老金法”，特别是1911年国民保险法，包括疾病、伤残、妇产保险和失业保险等。自由党因社会保障政策必须依靠征税，于1909年提出“人民预算案”，大幅增加遗产税和土地税，提高收入较高者的所得税率。财政大臣劳合－乔治的口号是“让富人付钱”，宣称该预算是反贫困战争。这引起了保守党和富人社会强烈反对，上院否决了“人民预算案”，导致“宪法危机”。但是，自由党通过限制上院权力的议会法，巩固了下院立法权威，也在社会保障的发展道路上去除了一个政治障碍。自由党的国民保险法不仅基本结束了济贫法，开始推行现代社会保险制度，也为执政党提供了缓和社会矛盾的现代调控手段，为建设福利国家奠定了基础。局限性在于社会保险制度尚处于初建时期，覆盖面小，措施零碎，管理不佳等等，难以应对大规模民生问题。
    两战之间，社会经济形势严重恶化，失业更严重。1921～1938年失业率几乎全在10％以上，1927年最低为9.7％，1932年最高为22.1％。(14) 贝弗里奇指出：“1922～1929年失业率在10％～14％之间波动，平均约为11.5％。1929年底失业率突然高升，1930年超过16％，而1922年前，在经济崩溃的1921年，失业率是17％。……而今天（1931年），失业率达到创纪录的21％，超过250万人失业。”(15) 失业问题成为各届政府要解决的当务之急。1921年，自由党的联合政府扩大国民保险法适用范围，受保工人达1000万以上，同时提高了保险金标准，而且失业者家人也可领取，领取时间延长到26周。这是自由党最后的贡献，随后便无缘政权。然而，失业和贫困等问题还在恶化，且失业基金告急。为削减开支，1923年保守党政府限制领取失业补助，利用“家庭收入调查”削减开支，遭强烈反对。在传统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各执政党除了削减政府开支和失业补助以外，别无良策。社会矛盾逐步激化，工人运动愈演愈烈，酿成1926年全国总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