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形势和严重的民生问题迫使各大党调整政策。保守党的1922年竞选宣言提出：“迫在眉睫的失业问题需采取紧急措施。”1923年竞选宣言提出：“失业和就业不足，……在我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甚至“破坏我们国家和城市生活的根本基础”；“解决失业问题，是一切必要之社会改良的关键所在”。1924年竞选宣言提出要采取措施化解经济、失业、粮价、住房、养老金等问题。1929年竞选宣言提出：“保守党认为贸易和工业的繁荣，不是以它们本身为目的，而是改进人民生活条件的手段。”(16) 这一系列政治宣言表明保守党意识到民生政策之落后，不得不改变传统的执政思路。这是20世纪保守党执政思想的一次重大变革。
    1922年，工党提出“工党的政策是通过重开对外贸易、国家组织生产、必要的大规模公共工程计划，为失业者提供工作或维持其生活”；1923年又认为：“失业是现有经济制度中的周期性特点……只有工党才有积极对策”，如为学校毕业生找工作排除障碍，提供全面培训，避免他们流向街头遭遇诱惑和危险。1924年和1929年工党竞选宣言都突出强调失业和贫困问题，认为失业者的要求应是“政治问题的中心问题”。(17) 工党主张由国家组织生产等对策，是政策思路的创新。这是自由党和保守党难以提出的，这两党的执政思路还没有摆脱传统的自由主义。
    总体上，在20世纪20年代，各党都突出对民生问题的重视，采取了一些对策。不过，1929年经济大危机使民生形势严重恶化。1931年和1932年英国失业率高达20％以上。1931年英国人口不过4607万，失业人数最高有272万。(18) 经济危机导致社会政治危机。英国也出现了法西斯组织，公开号召法西斯统治。失业问题构成了严重社会威胁，也在考验英国的社会保障体系。
    年轻的工党在1929年6月第二次执政不久就遭遇这次危机，其全部执政经历不过一年多，且受制于保守党和自由党，无法突破传统的自由主义政策。随之，工党出现分裂危机。1931年8月，工党首相麦克唐纳在传统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削减失业补助、教师工资和公共经费，受到工会和党内激烈反对，后被开除。同年10月，工党提出：“资本主义制度，甚至在那些其权威被认为是最巩固的国家，也已经崩溃了。它没有能够给数百万愿意工作的工人提供就业。它积聚大量商品却没有办法出售。它为了恢复自己的地位，现在竟然要求失业者和工薪者放弃他们来之不易的生活水平；对于工党认为是民主社会所必需的社会保障服务，它竟然想强迫这个国家的政府限制或废弃它。”“我们必须实行计划，否则就是灭亡。”1935年，工党抨击“保守党政府剥夺失业者的福利……它阻拦建造出租房屋，削减公共工程，妨碍社会保障服务的发展”；工党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重建的大胆政策”，包括国有化，增加就业，推行社会保障等。(19) 但是，工党没有执政机会，须等待到1945年。
    保守党是20世纪30年代的主要执政党，采取传统的削减开支的做法，如削减失业补助金10％，增加保险税，缩短补助时间，但在社会压力下不得不维持社会保障体系，于1934年颁布新失业法，采取较灵活的统治手段。“由于缺乏任何有效的就业政策，保守党对待失业问题的唯一积极政策就是失业保险制度……同时，保守党将传统价值观如个人独立性、主动精神和自立自助，提高到英吉利民族的美德和爱国主义的高度，并且展现保守党及其国民政府就是代表了这些美德的全民党。”在工人中间形成广泛的支持基础，不仅是保守党宣传自立自助的一个结果，也是其政治实用主义的结果。政治实用主义使其失业保险政策灵活起来。无论何时，只要工人选民抗议“‘收入调查’和失业救济款，保守党人就乐于发放慷慨的失业救济金，牺牲的却是失业保险中对工人自己很重要的许多原则。结果，保守党不仅平缓了大众愤怒，又借此保存了现有社会秩序，最终还赢得选举，继续执政……这种自助自立宣传与灵活的失业保险政策携手，在工人中笼络了保守党的选民”(20)。保守党未见得如此成功，不过，实用主义是其执政特色。保守党主要是依靠当年自由党建立的失业保险体系勉强渡过难关。但是，这个失业保险体系已力不从心，非长久之策。
    福利国家的建立和分析
    经过经济大危机和二战的沉重打击，保守党和工党都不得不重新思考如何调控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在保障资本利润和化解民生风险之间需有新的政策和理论突破，要有新的战略举措。福利国家的理论和政策应运而生。
    一般认为是贝弗里奇报告首先提出“福利国家”。不过，贝弗里奇报告和福利国家的政治基础在于工党和保守党的执政新需要。二战前，工党抨击资本主义制度已崩溃，提出了“社会主义政策”，包括增加就业和大规模社会福利等。1935年保守党竞选宣言也表示政府要制订计划，动用国家资源以刺激经济和增加就业；而且提出社会改革计划，包括扩大养老金计划和孤寡福利，提高国民健康水平，建设更多住房。(21) 这意味着保守党改变了执政思路，逐渐认识国家干预手段的重要作用，虽然这个转变相当困难，但毕竟开始了。1936年，凯恩斯发表《通论》，提出了“充分就业”和有效需求等理论，甚至主张赤字预算以刺激经济，增加国民收入，实现充分就业。实际上，凯恩斯主义是主张运用强大的国家干预手段来化解失业等民生问题，也为福利国家奠定了经济思想基础。
    二战中民生问题全面恶化，意味着巨大的执政压力。不论是战时鼓励士气和安定民心，还是战后重建和避免动乱，工党和保守党都必须考虑民生问题解决方案。1942年，在贝弗里奇报告之前，工党代表大会就决定接受詹姆斯·格里菲思的动议，提出实行全面的社会保险计划包括全民医疗保健制度等。11月，贝弗里奇报告正式发布，为战后建立福利国家规划了蓝图，提出以消除匮乏、疾病、贫困、愚昧和失业五大社会弊病为目标，推行全面的社会保障计划：“社会保障就是保障收入达到最低标准”(22)；要求形成系统化的福利体制，即“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贝弗里奇所要求的是一种为了全社会利益又不牺牲基本自由的引导、指挥和控制经济职能的全面政策。”(23) 贝弗里奇报告实际上是要在危机条件下求取社会利益关系的新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