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4月17日由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等在日本马关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在其性质上属于旨在结束中日两国自1894年8月1日正式宣战以来战争状态的一种“和平条约”(peace treaty)。①有关该条约内容形成过程的直接研究成果，在日本学界主要有堀口修关于日方条约草案起草过程的研究②以及栗原纯有关中日双方讲和交涉过程的研究。③在中国学界，孙克复、戚其章等在甲午战争研究的专著中虽都曾有所涉及④，但直接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崔丕对日本学界有关《马关条约》草案演变过程研究结果的评述⑤、权赫秀有关《马关条约》中日英三种文本的对照分析⑥，以及吉辰有关中日议和过程的细密论证。⑦惜乎一直未见深入探讨《马关条约》第一款有关朝鲜问题内容之形成过程的专门研究成果。
    有鉴于此，本稿拟从甲午战争期间朝鲜被迫成为日本的“攻守同盟”、清政府战争目标的变化，以及中日议和谈判过程中有关朝鲜问题的处理等三个部分，深入考察朝鲜问题何以成为中日《马关条约》第一款内容的具体过程，以期有助于《马关条约》尤其是基于朝鲜半岛视角的甲午战争史，以及东亚国际关系史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甲午战争期间朝鲜被迫成为日本的“攻守同盟”
    1894年6月4日，清政府根据朝鲜政府请求而决定派遣淮军叶志超、聂士成部东渡朝鲜“助剿”朝鲜东学农民起义⑧，日本政府随即也向朝鲜派遣一个混成旅团的兵力，以期在朝鲜半岛确立优于清军的军事态势。⑨于是，自1885年中日《天津会议专条》之后，中日两国再度同时驻军于朝鲜半岛，朝鲜局势陡然紧张。由于朝鲜东学党势力很快与朝鲜政府达成了《全州和约》，不仅使清政府派遣的“助剿”清军失去了作战目标，日本派遣的大岛义昌混成旅团也丧失了出兵的“名分”。⑩
    然而，日本政府出于对华“开战外交”的既定方针，先是拒绝朝鲜政府有关中日两国共同撤兵的要求，继而故意使有关共同撤兵朝鲜的外交协商破裂，而后作为“欲调停日清两国之间无法解决之难局而想出来的一个政策”(11)，提出了由中日两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要求。清政府拒绝了日本政府的上述无理要求，朝鲜政府也继续与清政府保持密切联系，并对日本的内政改革要求采取了“延拖之计”。(12)于是，通过武装行动来攻占朝鲜王宫并控制朝鲜政府，进而获得所谓“驱逐清军依赖”(13)，成为日本方面急于寻找开战口实与机会的唯一现实选择。中国学者王信忠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指出：“盖大鸟等深知欲速促起中日冲突，非先将朝鲜政府置于彼等掌握中，断无达到目的可能，故不惜甘为戎首，悍然兴无名之师，强造韩廷政变也。”(14)
    7月23日凌晨，驻朝日军攻占景福宫并武装控制朝鲜国王高宗，随即推出长期被排挤于政治权力中心之外的国王生父大院君李星应，建立了亲日傀儡政权，目的是“获取开战名分而实现朝鲜政府的政权交替”。(15)日本学者桧山幸夫早已指出日军7月23日攻占朝鲜王宫的行动，实际上是一场“日朝战争”，但日本当局却长期掩盖了这一历史事实。(16)日本学者中塚明进一步指出，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军队占领朝鲜王宫是其首次行使武力，其目的在于通过扶植傀儡政权，使“日军取得把清军赶到朝鲜境外的委托，亦即取得‘开战的名义’，进而解除驻汉城朝鲜军队的武装，从而使日军在南方同清国军队作战期间，确保汉城安全，并通过朝鲜政府的命令，取得征收、运输物资的方便”。(17)
    就在7月23日当天，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再度照会朝鲜政府，借口“贵国自坠自主独立之权利，并将日朝条约所载朝鲜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一节，视同虚文”，要求朝鲜政府废除与清政府签订的《中朝商民水陆通商章程》等对华三章程。(18)两天后的7月25日，日本海军在朝鲜牙山口外海面袭击北洋舰队，挑起甲午战争。就在同一天，朝鲜政府督办交涉通商事务赵秉稷在汉城被迫照会清政府代办朝鲜交涉通商事务唐绍仪，以日本公使大鸟圭介“咆喝益急……与其固守匹夫之谅，坐受不测之祸，毋宁外许其废罢，自归获戾于中国”为由，宣布废除自1882年以来与清政府签订的对华三章程。(19)这意味着清王朝与朝鲜王朝之间两百多年的朝贡关系实际上至此已经被单方面终止。(20)必须指出，当时朝鲜政府的上述举措，首先是出于日本公使大鸟圭介的“咆喝益急”，尤其是日本军队已经占领朝鲜王宫的武力威胁，因而不仅是国王高宗与闵妃甚至此次被日本所扶植的大院君政权，也在暗中继续保持与清政府的秘密联系，从而表明朝鲜王朝统治集团并非愿意与清政府断绝关系。
    应当指出，日军7月23日在汉城“攻占朝鲜王宫”并逼迫朝鲜政府废除对华三章程；7月25日在牙山口外袭击北洋舰队挑起甲午战争，朝鲜政府被迫宣布废除对华三章程；7月29日日军南下进攻驻扎牙山的清军叶志超、聂士成部，实际上是当时日本政府在朝鲜的军事与外交策略及其行动密切关联与互动的一个展开过程。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随后日本大本营决定增派第三师团出兵朝鲜，与已经到达朝鲜的第五师团共同组成以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为司令官的第一军，与当时到达朝鲜的清军作战。(21)就在8月20日驻朝日军准备进攻平壤清军之时，日本公使大鸟圭介逼迫朝鲜外务大臣金允植在汉城签订了《暂定合同条款》七条，具体内容如下：
    一 此次日本国政府深望朝鲜国政府厘正内治，朝鲜国政府亦知其实属急要，允依劝勉励行各节，须明保取次，认真施行。
    一 厘正内治节目中，京釜两地以及京仁两地刱修铁路一事，朝鲜政府顾此时库款未裕，本愿与日本国政府若或日本国公司，约订合同，及时兴工，只因朝鲜政府现有委曲情节，碍难照办，但仍须妥筹良法，务速克成所期为要。
    一 在京釜两地以及京仁两地由日本政府已设军务电线，酌量时宜，妥订条款，仍可存留。
    一 因念将来两国交谊务俾辑睦，以及奖励商务起见，朝鲜国政府允在全罗道沿海之地，开通商口岸一处。
    一 本年7月23日在大阙附近之地两国兵丁偶尔接仗，言明彼此各愿不必追究。
    一 日本国政府素愿襄助朝鲜国，俾其克成独立自主之业，故于将来与巩固朝鲜国之独立自主相关事宜，另当由两国政府派员会同妥议定拟。
    一 以上所开暂定条款，经画押盖印订定后，酌量时宜，方可将在大阙护卫之日本国兵一律撤退。
    一 以上暂定合同条款内，其可永远循守者，须日后更作条约遵行。为此，两国大臣记名盖印，以昭凭信。(22)
    尽管这一份《暂定合同条款》在国际法效力上还不足以称为正式的国际条约(international treaty)，但日本仍然借此获取了如下四点重要利益：
    其一，不仅迫使朝鲜政府公开承认了日本以帮助改革内政的名义出兵的所谓“大义名分”，而且又进一步获得了对朝鲜政府此后的“厘正内治”过程继续进行“劝勉”的权利，从而在朝鲜问题上获得了实际上已经优于清政府的有利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