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大选富有戏剧性。丘吉尔被选民抛弃，工党大胜。保守党败选的主要原因在于忽视民生问题。1945年保守党竞选宣言首先强调外交、帝国和国防战备，然后才是民生和经济，甚至要“准备进行又一场巨大而恐怖的战争”(24)。如此强烈的战争气味，对经历长期失业贫困和战争煎熬的老百姓来说，绝非福音，违背了大灾大难之后需要与民休息的为政之道。该竞选宣言虽提出一些民生许诺如加强社会保障和建设住房等，却反对解决民生问题的主要手段--国家干预。在这一点上，比较1935年保守党竞选宣言，1945年宣言反而倒退了，语言中散发着贵族气味和官腔官调，显然不如工党宣言的语言生动和平民气息。而且，贝弗里奇报告言犹在耳，保守党有自食其言的印象。因此，该宣言提出的民生许诺虽比以往多，却是保守党历史上最失败的竞选宣言之一。它表明：保守党对民心民生的历史潮流作出了错误判断，即使对维护资本利益而言，这个宣言也非上策。
    相比之下，1945年工党竞选宣言《让我们面向未来》十分突出民生问题，主张和平，严词抨击资本。它开篇就提出：“战争胜利之后必须是繁荣的和平……工党视人民福利为自己的神圣信托”；“必须阻止再次发生战争”。经济困难和民生痛苦是因为资本势力太强大，“太多的经济权力集中于太少的人手中”，“追逐利润者的自由难道就是普通男女--无论这些男女是工薪阶层还是小商贩，是专业者还是家庭妇女--的自由吗？回顾两战之间的20年，当时几乎没有任何宝贵的公共管理，工商业巨头任意姿为。从来没有如此之少的人，竟能如此之深地伤害如此之多的人。自由不是抽象之物。自由要落实，就必须去赢取，去为之工作”。因此，英国人民要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需要“公平分享”权力。“这次大选关系到什么？”英国人需要的是粮食、工作、家园、教育和提高生活水平、防备贫困的全民社会保障。随之是一系列民生政策。首先就是充分就业政策。“保守党说：‘充分就业，是的！如果我们能够得到充分就业又不会太多干涉私营产业的话。’我们说：‘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推行充分就业，而且，如果需要对产业施加坚强的公共之手，让人人有工作，那就太好了。’不要再为领取救济排长队了，就让大公司的沙皇们留在他们的城堡中继续当国王好了。那个为了极少数人的利益的所谓‘经济改革’，如果是以数百万人的无业游荡和苦难为代价，这个代价就太大了。”(25) 这个宣言的特点在于突出民生政策，提出全面建设福利国家，符合急切的民生需要，而犀利抨击大资本利益，符合民众心理。因此，工党赢得大选，成为议会多数党，足以推行其政策。工党执政后，在1945～1950年颁布了一系列民生法令。主要有国民保险法、国民医疗保健法、工业伤害法、国民补助法、国民救济法、住房法六项，加上其他有关法令，英国成为当时西方国家社会保障法典最为完备的国家。建立福利国家，是英国民生问题和执政党政策的历史转折点。
    英国的福利国家产生于艰难时代。1942年英国在存亡未卜的危急时刻，敢于首先提出建设福利国家。1945年，战后英国元气大伤，损失惨重，却在这个连吃饭都有问题的艰难时期，工党敢于推行势必耗资巨大的福利国家政策，有其政治原因，也有其政治胆魄。那种认为发达国家是在人均GDP 5千到1万美元才建立福利国家的说法，是无视历史事实的。福利国家政策又是长期发展的结果，更是严重危机的产物。从执政党维护统治的大局看，不实行福利国家政策，民生问题难解，资本主义会继续动荡。其首要意义是防止民生问题政治化，调节社会利益关系，控制社会矛盾，维护统治，这符合统治阶级在危机中的最大利益。正是在这一点，保守党失算，工党成功。就政党斗争而言，保守党有领导二战胜利的巨大优势，也提出一些民生许诺，如果工党表现平平，难免败选，失去历史机遇。工党实际上也是无路可退。就策略来看，工党主张福利国家政策，敢于在困难条件下创建，不等所谓条件成熟，采取先建立、后落实改进的非常规战略，避免了因顾虑条件不足而延误大局的战略失策，避免了政治被动。工党借此抓住历史机遇，上台执政。在处理民生问题中，有两大基本关系，一是政府与百姓的关系，属政治目的问题，是大局问题；二是实施措施如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的关系等，属手段问题。政策务实，手段服从目的。这是1945年大选中工党政治决策的特点。
    1948年7月4日，工党首相艾德礼宣布国民保险法、工业伤害法、国民补助法、国家医疗服务法生效，每个公民都享受社会保障。这标志着福利国家的建立（当时英国还凭票供应一些生活必需品）。同时，济贫法退出历史舞台。经过工党建设，“福利国家”基本实现了“最低原则”和“普遍原则”，即保障全体国民的生活不低于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社会保障惠及全体国民。福利国家政策超越了济贫法的“救穷”，在从摇篮到坟墓的整个人生阶段，生老病死、医疗卫生、失业贫困和教育等均由国家负责。因此，国家超越了传统的有限范畴，包揽了广泛的社会保障服务，也超越了保障民生底线的需要，开始提供较好福利。“福利国家”使工业革命以来长达200年的大规模失业贫困等民生问题，得到有效控制。
    工党的福利国家和充分就业两大举措，构成了战后英国化解民生问题的主体政策，有稳定社会统治的重大作用，也有促进消费和发展经济的意义。对于当时陷入严重危机的资本主义，工党有挽救之功。保守党也不得不接受福利国家和凯恩斯主义，形成了“托利社会主义”。1950年保守党指责工党的社会福利政策是“社会主义欺骗”，同时又表示重视民生，宣布“充分就业是保守党的第一目标”(26)，力图借此上台执政。此后20余年，保守党和工党在充分就业、福利国家、混合经济等政策方面基本一致，形成了“共识政治”。
    其中，充分就业政策在化解长期的失业问题方面，有重要作用。概括而言是扩大就业，限制解雇。主要有扩大公共工程和公共事业，推行就业培训以增加就业能力等；控制失业方面则有多个劳动法限制资本家随意解雇工人，坚持最低工资制度和保护劳工权利等。二战后制定了农业工资法、工资委员会法和雇员保护法等，用以调整劳资关系，防范劳资冲突激化。1971年劳资关系法和1976年劳工保护法，使英国劳工立法达到高峰，直到1979年保守党撒切尔政府上台才逆转。1948～1970年，失业率均在3％以下，其中有14年在1.3％到1.8％之间，年失业人数为30多万人；有9年在2.1％到2.7％之间，年失业人数在40到60多万人之间。(27) 长期的低失业率加之福利政策，有利于稳定社会和巩固统治。充分就业和福利国家是形成战后20年经济发展“黄金时代”的重要政策基础。虽然后来出现一系列弊病，导致20世纪80年代的“撒切尔改革”，不过，它们作为“安全阀”和“稳定器”，通过调节利益分配，缓和社会矛盾，为战后英国的平稳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过从济贫法到建立福利国家的长期发展，英国执政党最终建立了国家主导型的社会保障体系，实为建立民生底线，防止民生问题恶化失控而危及资本统治。其基本发展方式也是渐进的。尽管其形式内容时常变换，但是不应孤立地看待，而应视为一个连续的历史发展进程。从济贫法到福利国家的社保体系的存在和改进，一直是英国能长期维持社会稳定的主要基础。它不仅是经济和社会问题，更是重大政治问题。在英国执政党处理民生问题的长期实践中，在大局政策（政府与百姓的关系）与执政手段（国家干预和市场机制）之间，各大党毕竟政策务实，手段服从目的。保障民生底线，是英国执政党长期维持社会统治的法宝之一。虽然在具体政策、管理方法、成本高低等方面，两党争吵不休，一定意义上却是有利于逐步改进，在保障资本利润和化解民生问题的风险之间，求取社会利益关系相对平衡。其历史经验教训可有此一条：不懂得“与民让利”的资本是不懂得生存的资本。无限制追求利润的资本，伤害的是大多数人的民生利益，于社会有害，于己生存也是危险的。由此来看，英国各大党的执政历史，也是为了维护资本的根本权益而维持民生底线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