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清楚地意识到了形势的变化和延续非殖民化政策的必要性，英帝国向英联邦的转型已不可避免。因此，他在大英帝国之前加上“原来的”(former)的限定词，这绝非是口误或出于偶然。在上一届丘吉尔政府中任贸易和生产大臣的奥利佛·利特尔顿出任殖民大臣。他认识到保守党不可能再沿用以往的殖民统治方法，这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纪不断改善的通讯技术……新闻和宣传所能迅速传播的特性，而最重要的是所有人民正在提高的教育和识字水平”。而且，“已经失去经济强权的5000万岛民再也不能期望以19世纪的模式统治整个世界。那个以权力和家长式统治为内涵的模式曾使我们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⑤。因此，保守党实际上在英帝国和英联邦政策上并无其他更为实际的选择，只能是延续工党的原有政策。这个立场获得了。保守党政府各位大臣的认同，包括以英帝国捍卫者著称的丘吉尔首相，尽管丘吉尔仍然“在本能上对任何方式或形式的自治深恶痛绝”，反对殖民地的非殖民化⑥。
    利特尔顿就任伊始，便接纳了殖民部助理政务次官、非洲司司长安德鲁·科恩的建议：“尽早发表一项声明，宣布联合政府和工党政府所制定的有关宪政演进的总体政策将延续下去。”⑦利特尔顿很快于11月7日向丘吉尔呈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包括一份政策声明，称殖民政策是超越政党界限的政策，而且得到两大政党的接受和执行，因此无意对此做任何更改，并陈述了两项基本政策原则：
    第一，我们的全部目标是帮助殖民地在英联邦的框架内获得自治。为此目的，当形势需要时，我们寻求尽快在每个地方都建立自治制度。第二，我们决心推动殖民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从而与政治发展相同步。⑧
    丘吉尔本人虽不愿公开表示赞成，但他表示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实际上批准了这项行动⑨。保守党政府具体的政策方针包括四个主要方面：第一，镇压武力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运动。英国先后在马来亚、肯尼亚和塞浦路斯打了三场殖民战争；阻缓了这些殖民地的非殖民化进程。第二，组建殖民地联邦。政府试图通过按地域将殖民地组合起来，增强其经济活力和实力，延续英国的殖民统治。丘吉尔政府组建或计划组建的这类殖民地联合体包括中非联邦、西印度群岛联邦、马来西亚联邦等。第三，推动殖民地发展。政府增加对殖民地的发展援助，扩大贸易往来，改善殖民地的社会经济状况，化解移民涌入英国的问题。第四，继续殖民地自治进程。政府对一些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并得到其认可的殖民地，提供向自治过渡的条件和帮助，并批准其中部分殖民地的自治。从总体上看，丘吉尔政府在有形帝国政策和无形帝国政策方面具有不同的特色：对于有形帝国，其政策富有灵活性和开放性；对于无形帝国，其政策则较为强硬和僵硬。
    此时，英国的殖民政策与外交政策的配合更加密切。在维护无形帝国方面，丘吉尔政府在主观上希望保持英国在海外的责任和义务。政府内有两种主要的立场。一种立场是要求英国削减在海外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以应付严重的财政危机，但所采取的步骤和方法应当十分小心谨慎。财政大臣民R.A.特勒指出：政府面临的财政危机“比1949年严重，而且在许多方面比1947年还要严重”⑩。当时的财政赤字每年增加约七亿英镑。巴特勒提议减少赤字的途径是削减进口、采取货币调控措施、大幅度减少政府支出。他特别指出必须削减国防开支，其办法是削减英国在海外的驻军规模。当时英国军队的官兵人数多达85万人，国防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过重的军费负担造成英国经济竞争力的不足，在获取民用工程合同方面已经落后于德国和日本这两个战败国，所以英国急需增加对国内的投资，以争取贸易的盈余。财政部认为，只有减少国防开支和海外负担才能实现这个目标(11)。
    但是，政府内也存在另一种立场，并且为丘吉尔本人所赏识，即坚决主张英国继续承担作为世界主要大国的责任和义务。持这种立场的阁员以住房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和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为代表。麦克米伦坚称，英国前途取决于“我们保持一个大国地位的能力”，英国经济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世界各国对英镑的信心，削减英国的海外责任只能是有害无益(12)。再者，英国应更充分地依靠英帝国的资源来进行经济恢复。英国要从英镑区内获取原材料和食品供给，减少和取代从其他地区的进口。他强调说，能否大胆地表明英国的政策是重振英国人的自豪感和信心的关键，因为“这是一个抉择：是滑向卑鄙和无聊的社会主义，还是向第三大英帝国迈进”(13)。艾登也反对英国从海外撤退，坚称英国外交的目标就是保持英国的世界强国的地位，维持宗主国的最高生活水准。更重要的是，若英国退出，苏联就会乘虚而入，英国的国际地位必然受到负面的影响。他说：“显然，只要我们削减我国承担的责任……我国在英联邦的领导权、对欧洲施加影响的地位和我们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就会受到损害。”(14)
    英国军方支持麦克米伦和艾登的上述立场，指出英国只有维持其“作为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主要伙伴的全部地位和影响”，英国的经济地位才能恢复。英国不能放弃军事强国的实力和地位，“我们的生活水准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我国的大国身份，这也依赖于对于我国强大实力的宣示。正是在这方面，我们的军队，特别是海外的驻军，做出了贡献”(15)。丘吉尔在埃及问题上也显示了强硬的态度：“在事关重大的事务和原则问题上，我们不应惧怕谈判的失败。这比向埃及或美国示弱屈服要强得多。”(16)在这里，包括丘吉尔在内的内阁成员表达了对于维护无形帝国方面的坚强决心和立场。但是，政府无法协调的一个核心问题或无法解决的一个矛盾是：出于财政考虑，英国应当减少在海外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出于战略考虑，英国则应当维持在海外承担的责任和义务(17)。这一点，在政府于1952年发布的《全球战略文件》(Global Strategy Paper)中得到了清楚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