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反殖民主义运动成为世界潮流。除了在英、法等几个欧洲殖民国家之外，殖民主义遭到普遍的反对和抨击。不仅殖民地人民大力反对殖民统治，争取自治和独立，而且他们的斗争得到了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的支持和同情。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坚决反对殖民主义，以印度为代表的新独立国家也在各种场合严厉抨击殖民主义，甚至美国也对殖民主义不抱好感。艾森豪威尔政府此时更是确信，英国等欧洲殖民帝国的终结已为时不远，要求英国采取相应的措施。英国最终意识到殖民主义“越来越不得人心，使用武力予以维护也不再是一种现实的政治”，而且英国在维护帝国方面已经不能指望得到盟国的支持(37)。
    第五，英国的资源和力量已经难以维持庞大的帝国体系。二战中，英国的经济实力遭到重创，自18世纪以来第一次成为债务国，战后的重建亦需要依靠美国的援助，而且英国在1945～1979年之间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西方国家，沦落为二流国家(38)。英国的军事力量更是不堪重负。按照惯例，二战结束后，军队大量复员，但英军同时要承担北约的防务和英帝国的防务以及其他的任务。仅在帝国之内，英军就先后在马来亚、肯尼亚和塞浦路斯开战。而在巴勒斯坦，英军难以应付犹太武装组织的袭扰，被迫撤离。英国国防部、财政部和外交部在一份照会中承认：“对于茅茅运动这样的灾难，对付它远比预防它要花费巨大。”(39)此外，英国的行政体系也遭遇难以克服的困难。当时，殖民地的工作被称为“衰亡的行当”(dying service)。在殖民地工作的行政官员士气低落，殖民部招收新雇员的工作难以进行。1951年，英国的西非殖民地行政官员缺员率高达34%，而到1955年，这个比率更是增加到83%(40)。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对殖民地而言，殖民化是在西方列强的强制性外力作用下完成的，而民族主义的兴起同样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外部影响的结果。
    首先，社会主义阵营给予殖民地人民的独立斗争以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培训民族主义领导人和军事指挥员，提供军火，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当然，苏联这样做，其目的主要是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相对抗。一些原先的殖民地独立后仿效苏联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许多做法，如埃及、索马里等，其中最普遍的就是对外国资本控制的经济部门实行国有化。不过，对此也不宜过高估计，英属殖民地独立后大多留在英联邦内，却没有一个新独立国家真正加入苏联阵营，而且除埃及、南也门外均未与苏联签订友好同盟条约或加入经互会。
    其次，法国殖民地的非殖民化运动与英国殖民地的非殖民化运动相互影响，其作用十分明显。二战后美、苏取代英、法等老牌西方列强，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英、法等老殖民帝国的崩溃是这种权力中心转变的必然结果。二战后，英国在撤出帝国属土方面迈出第一步，于是便有了1940年代后期的第一次非殖民化高潮。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者受其鼓舞，1954年成立的民族解放阵线开展武装斗争，给法军以沉重的打击；而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又给予英属黄金海岸人民以巨大鼓舞，使之率先在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赢得独立，在1950年代后期形成第二次非殖民化高潮。接着，从西非波及非洲各地和世界其他地方，在1960年代初掀起规模最大的第三次非殖民化高潮。
    再次，西方的殖民化无意中起到了“社会动员”的作用。这种外来影响表现为：通过开发殖民地，宗主国创造了一种促使殖民地人民起来对宗主国的统治提出挑战的条件。殖民地经济的发展，与外部联系的加强和都市化的进行，使众多殖民地人民脱离原先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接触新的思想和观念；殖民地黑人青年在欧洲大战中走上战场，打破了对白人的迷信，获取了种族平等的观念；教会和其他机构办的学校使当地人有了掌握外来思想文化的机会，非洲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大多有在这些学校或在西方国家的学校中接受教育的经历。从这个意义上说，殖民主义敲响了自己的丧钟。
    那么，保守党的政策只是对工党政府政策的简单延续吗？答案是否定的。保守党对帝国坚贞不渝，绝非像工党那样对帝国的衰亡保持冷漠。在具体政策表层的下面，保守党的政策原则是在对殖民地的要求做出某些让步的情况下，尽量维护英帝国的殖民统治，尽量保持传统的宗主国-殖民地的关系性质。其政策方针是可以将内政权力移交给当地人，但英国应当继续控制其外交和国防(41)。保守党政府认为，对地域较小的、自我生存能力不足的殖民地（主要指在非洲的殖民地），英国应当提供保护和控制，不能轻易交权。其原因有两点：其一，防止殖民地独立之后成为敌对势力的同盟者和牺牲品；其二，防止英联邦的成分和性质由于大量成色较差的成员国的涌入而发生剧变，于英国的国际地位无益(42)。迟至1954年，英国政府仍然认为约二十个殖民地不适合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而在未来20年可以批准独立的殖民地名单中也只有黄金海岸、尼日利亚、中非联邦、马来西亚联邦和尚未成立的西印度联邦(43)。政府内部还讨论了将英联邦成员国分为“两个层级”的可能性。事实上，英联邦中的老成员国与新成员国之间的待遇确实存有差异。自1948年起，英、美两国政府决定与英联邦老成员国分享军事情报和敏感信息，南亚的新成员国则不在此列(44)。因此，丘吉尔政府在允许殖民地自治方面较为宽松，但对殖民地独立却严加控制，甚至不惜动用军事手段进行镇压。
    无论如何，丘吉尔在相当程度上顺应了非殖民化的潮流，未全力中止其进程。虽然没有一个殖民地在他第二届首相任内独立，但他仍批准了黄金海岸的自治和苏丹的独立。这个重大改变发生在一生为帝国事业奋斗的资深政治家身上，的确非同寻常、耐人寻味。
    我们认为，造成这种改变的原因除了以上各种原因之外，就丘吉尔个人因素而言，还在于：
    其一，丘吉尔将英国国家利益置于政府决策的优先位置上。直到二战结束为止，丘吉尔始终认为英帝国与英国的利益是密不可分的，任何对英帝国的损害也是对英国利益的损害。但在1950年代初，帝国在经济、军事上已成为英国难以承受的负担，对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的镇压，不仅消耗了英国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而且在国际上明显是处于“失道寡助”的境地。丘吉尔政府已认识到以传统的殖民统治方式维护帝国对英国国家利益不利，必须加以改变。其出路在于允许英属殖民地在逐步形成自立能力的基础上，在英联邦之内实现自治和独立；将英帝国平稳地过渡到英联邦；英国的控制方法亦由直接的政治统治、经济剥削和军事占领变为较间接的经济、文化控制和保持一定的政治、军事影响力。这样一来，英国既可以卸掉包袱，又可以以新的形式维持其原有的地位和影响力，从最大限度上维护和实现英国的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