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苏丹立法会议选举如期举行，苏丹两大民族主义政党之一的国民党(Umma Party)获得议会中的多数议席，该党主张苏丹独立；但另一大党民族阵线党(Ashigga Party)主张与埃及联合，抵制和反对大选，在一些城市组织反英示威。当时，苏丹属英国外交部管辖。英国外交部从国际战略出发，力图尽快在苏丹实现自治，摆脱这块没有多大战略价值的是非之地。1950年9月，两大政党达成妥协，决定就独立或与埃及合并问题举行公民投票。12月，立法会议通过决议，要求英国和埃及在1951年给予苏丹完全的自治权。
    1951年4月7日，罗伯特·豪总督表示要“充分考虑”立法会议的决议，并成立一个包括所有政党（民族阵线党除外）在内的委员会，负责就自治问题提出建议。但埃及在联合国采取的行动，给苏丹的前途带来了新的变数。1951年10月15日，埃及要求安理会审议埃及与英国之间的1936年条约，谴责英国与埃及共同统治苏丹的做法，要求英国撤出苏丹，宣称埃及拥有对苏丹的主权，并计划将苏丹并入埃及。英国政府随即表示英国不会撤出苏丹，苏丹立法会议也谴责埃及企图兼并苏丹的计划。1951年11月8日，英国外交部通知苏丹总督罗伯特·豪：英国政府希望苏丹“应当在1952年年底之前……［确立］自治的必要基础”(30)。英国内阁决定由外交大臣艾登发表一项表达上述希望的声明。11月15日，艾登在下院宣布：英国打算在1952年年底授予苏丹自治权，从而基本上确定了苏丹自治的时限(31)，并在1954年举行关于独立问题的公民投票。1952年10月，丘吉尔政府授权苏丹总督颁布了苏丹民族主义者起草的《自治法令草案》，规定内阁完全由苏丹人组成，对经选举产生的议会负责；内阁无权处理外交事务和管辖南方各省，也无权宣布紧急状态，以上这些方面的权力保留在总督手中。1952年7月，埃及的法鲁克王朝已被推翻，埃及不再坚持苏丹是它的一部分。1952年10月29日，埃及政府与苏丹主张独立的政党就自治和全民公决问题达成协议。
    1953年年初，苏丹的政治发展出现了一个重大突破。英国与埃及结束了相互争论和攻击，在苏丹的前途问题上形成了共识。2月12日，两国签署了《开罗协议》，规定：
    1.尽早举行议会选举，以选出全部由苏丹人组成的议会。选举由混合选举事务委员会(Mixed Electoral Commission)进行监督。委员会的组成为：苏丹人3名、英国人1名、埃及人1名、美国人1名和印度人1名（兼任委员会主席）。
    2.在实现完全自治之前设有一个过渡期，时间不超过3年。过渡期的作用是使苏丹人民在自由和中立的环境中行使其自决权。
    3，设立特别委员会，其职能是在3年时间内完成行政、警察和军队“苏丹化”的工作。
    4.举行立宪会议(Constituent Assembly)选举，以制定宪法和选择苏丹的前途：选择一是苏丹与埃及建立某种形式的盟邦关系；选择二是苏丹完全独立。(32)
    2月17日，艾登就协议中苏丹的“完全独立”做出解释，指出这包括苏丹选择以任何形式与任何国家建立任何形式的关系的“自治权”。实际上，英国是不愿将苏丹的选择范围限制在协议中的两种形式之内，而希望苏丹能与英国保持某种形式的关系和联系。不久，混合选举事务委员会成立，议会选举也在11月举行。亲埃及的民族联盟党(National Unionist Party)获胜，赢得组建政府的权力。由于苏丹处于与其他非洲殖民地相类似的社会发展水平，因此，苏丹的自治进程对其他非洲殖民地更具有影响力。丘吉尔称苏丹是非洲自治进程步调的确定者，他说：“当然，这里发生的事情为我们就整个非洲和中东的事务确定了步调。”(33)这样，苏丹自工党政府时期开始的非殖民化进程，在保守党执政时期并未发生逆转。苏丹还是丘吉尔任首相期间唯一获准独立的殖民地。
    1954年1月1日，苏丹的首届议会开幕。1月9日，民族联盟党领袖爱资哈里为首的苏丹政府组成，标志着完全由苏丹人组成的政权行使执政权的开端。这一天也被定为“约定日”(appointed day)，作为1953年《开罗协议》规定的3年过渡期的开始。此时英国在苏丹的行政官员、军警和技术人员约有1100人，开始有序地撤离，其留下的空缺由苏丹人填补。但是，权力移交的过程并不平静。首先，北部占统治地位的阿拉伯人与南部发展滞后的黑人之间缺乏共同的民族国家认同感。阿拉伯人说阿拉伯语，信奉伊斯兰教；黑人说非洲土语，信奉传统宗教或基督教。黑人普遍对前来取代英国进行统治的阿拉伯人存有戒心，导致摩擦不断。其次，执政的亲埃及的政党与在野的主张独立的政党矛盾尖锐。尽管如此，苏丹的独立进程并未中断。英国与埃及决定结束共同管理苏丹。1955年8月30日，苏丹议会决定就苏丹前途问题举行公民投票，邀请捷克斯洛伐克、印度、挪威、巴基斯坦、瑞典、瑞士和南斯拉夫等七国派遣代表来苏丹监督公决。同时，苏丹方面要求英国和埃及撤出驻军，得到两国的积极回应，同意在11月12日完成撤军。12月19日，苏丹议会在没有举行预定的公决的情况下，宣布苏丹独立。1956年1月1日，苏丹共和国正式建立，得到了英国、埃及租国际社会的承认。不过，由于英国方面的原因，苏丹在脱离英帝国的同时并没有加入英联邦，而是很快成为阿拉伯联盟和联合国的成员国。
    四
    应当强调的是，丘吉尔政府的非殖民化不仅仅是英国单方面调整殖民政策的后果，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运动也发挥了十分重要和关键的作用。我们认为，导致丘吉尔政府继续非殖民化进程的因素多种多样，既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
    第一，民族主义运动对英国的殖民统治造成巨大的冲击。二战后，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在很大程度上，殖民地的独立主要还是通过殖民地人民的斗争实现的。显然，如果不是诸如甘地领导的印度民族主义运动、肯尼亚的“茅茅”运动和恩克鲁玛为首的黄金海岸（加纳）人民大会党的不懈努力和奋斗，英国肯定不会主动退让。而且，已经获得独立的英属殖民地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印度总理尼赫鲁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严厉批判英国殖民主义统治，给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以强大的鼓舞，给英国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英国被迫与联合国托管理事会等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提供有关的资讯(34)。因此，可以说在非殖民化过程中，民族主义运动起了关键性的发动和推进作用。
    第二，英国的国家利益是决策的基础。丘吉尔政府认为通过政策的调整和改变，可以向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和人民表达其“善意”，避免民族主义者采取激进的对策，在最大程度上维护英国的利益，并能争取到此后与独立后的国家继续保持合作关系。例如，在第二次非殖民化中获得独立的马来亚和黄金海岸，都是英帝国中较富庶的殖民地和赚取美元的主要来源地，是维护英镑区收支平衡和金融稳定的主要砝码。因此，保守党政府在移交权力时都要求它们留在英联邦和英镑区之内。
    第三，冷战的新形势促使英国调整其政策。随着斯大林的去世和苏联内外政策的变化，冷战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东西方的军事对峙和对抗告一段落，其争夺的重点转向亚非地区。英国外交部十分担心苏联势力在非洲的扩张，殖民部则力图避免苏联与殖民地民族主义组织的联合(35)。英国的策略是利用其在非洲的势力，抢占先机，控制殖民地政治发展和变革的主动权，以非殖民化对抗苏联的社会主义化。丘吉尔政府认为，自由开明的殖民政策是对苏联势力的“建设性回击”(36)。在这里，非殖民化成了西方的一种冷战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