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政治激情是有特殊的经济原因的，这与资产阶级的革命目标主要是追求平等和政治权力有所不同。此前，政府因严重经济危机征收高赋税已经让人民的生活贫困不堪，而大革命前夕，因粮食歉收造成物价飞涨及食品短缺又加深了人民的苦难。贵族的免税特权一直招致人民的怨恨--因为这明显增加了第三等级的负担。而贵族们无视人民饥肠辘辘、生命不保的悲惨境遇，却仍在竭力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就更激起人民的愤恨。人民希望三级会议能够减轻他们的赋税负担--这是最直接的目标。同时，他们还朦胧地期望一种新世界的诞生。贵族对第三等级的反击彻底打破了他们的梦想。当时流行一种关于“贵族阴谋”的说法，也可能仅仅是猜测，说贵族正在征募外国雇佣军前来破坏国民议会。此时面包仍在不断涨价，人民走上街头，公开反对政府和贵族。7月14日，巴黎市民在倒戈的王家军队的大力协助下，攻破了巴士底狱。
    需要指出的是，王家军队之所以支持巴黎市民的暴动，得归功于此前资产阶级的策反行动。因为资产阶级深知军队的内情：贵族垄断高级军职，阻挡了下层军官的晋升之途；士兵们也深受物价高涨之苦；驻扎在巴黎的军队与巴黎市民密切接触，有些还与市民通婚，所以他们很愿意站在第三等级的一边。资产阶级便乘机利用各种方式向军队策反，包括在经济上给予援助--支付士兵薪金和购买武器弹药用以装备倒戈的军人。如果没有军队的协助，单凭市民的力量是不可能成功攻下巴士底狱的。
    巴黎的消息在外省也引起反政府和反贵族的浪潮。人民纷纷发起市政革命，将法国大革命推向高潮。此时，农民不期然地自动登上历史舞台，又将革命引向另一个方向。《降临》说，“7月14日之前，几乎没有任何农民问题浮出水面，尽管他们占全国人口的至少四分之三，尽管今天我们知道，没有他们的坚持，大革命则难以取得成功。……他们的疾苦决不是国民议会最主要的关注所在，议会里没有农民的代表。后来，他们突然起而造反，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给予封建和领主体系的残余以致命一击。农民的反叛是法国大革命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在1789年，法国绝大多数农民已不是农奴，而是自由人，还有相当多的农民拥有土地。但是农民却要向教会、王国政府以及他的领主缴纳多种赋税，经济状况十分悲惨。封建主义的残余使领主仍享有支配农民的特权，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负担。相比较之下，农民认为领主对他们的压榨更难以忍受。受巴黎民众运动的鼓舞，农民暴动大规模展开。“如果没有召集三级会议引起的激愤情绪，农民暴动是不可想象的。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危机强有力地促成了农民暴动。”农民的力量迫使国民议会重视农民问题。8月14日召开的国民会议上，两位自由派贵族代表率先提出废除贵族的封建特权和取消农民的封建义务。在他们的积极倡导下，国民会议通过“完全消除封建制度”的决议，紧接着便通过伟大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由于国王顽固地与国民议会对抗，促使巴黎人民再度起义，最终将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
    据《降临》一书的译者洪庆明介绍说，该书作者“乔治·勒费弗尔是20世纪上半叶最杰出的法国大革命史学家之一。他对法国革命史学的贡献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他的专门性著作，将农民作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置于大革命史的中心舞台；他的一般性著作，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解释体系，成为至今仍然拥有强大影响力的大革命经典解释。”不过，在勒费弗尔之后，新成果也层出不穷，对法国大革命自然有新的解释，这方面的情况由译者序作了详细介绍。此外，英国学者多伊尔的《法国大革命的起源》也用较大的篇幅介绍西方学者对勒弗费尔的批评和修正。参考这些书，将能增进我们对《降临》一书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多伊尔也基本上是按贵族、资产阶级、巴黎民众和农民四方面的行为来阐述革命进程的。该书的结尾语说道：“那时没有人会想到事情会这样发生。法国大革命并不是由革命者创造的，而是大革命创造了革命者”。这种看法与勒弗费尔的观点也基本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