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批判中世纪神学的蒙昧、禁欲说教与封建人身依附关系，颂扬个人的自由、平等与欲求，以“个体本位”的主旨，与整个传统社会的“群体本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分道扬镳，导致了布克哈特所谓的“人的发现”（个人的发现）(15)与“世界的发现”，开启了近代思想启蒙的先河。在人文主义思潮的熏陶下，西方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新旧交替的历史趋势。在文学艺术领域，彰显人的力量、情感、意志与欲求的诸多作品逐渐涌现，中世纪矮化人的形象、压抑人的渴求的“神本”说教日益退隐。在政治思想领域，出现了两个明显的转变趋势，即从神本政治观念向人本政治观念的转变，从身份政治观念向权利政治观念的转变。不少著述从“人性”的角度来探讨国家权力的起源、属性、价值与政体的形式、功能与目的，规范国家权力的边界与运作，凸显公民的社会政治主体地位。在宗教信仰领域，首先是贯穿自由精神的人文主义新经学勃兴，它怀疑教廷钦定的圣经版本的正确性与教会相关解释的权威性，推出了重新翻译、修订的新版本，倡导圣经解释与体悟上的自主权。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否定正统神学、强调个人信仰、力量的新教改革思潮。在自然科学领域，通过观察、思考、实验的路径来自主探索客观物质世界的风气逐渐盛行，由此引发了以天文学、医学的新发现为先导的“科学革命”。因此，“文艺复兴史”被称之为思想文化与宗教信仰领域中的“个人复兴史”(16)。
    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过渡，也赋予了文艺复兴这一近代早期的思想启蒙以诸多的历史局限性。由于新兴社会力量尚未成熟，人文主义思潮还带多明显的传统文化印痕，更未同基督教神学思想彻底决裂。在文学艺术、政治思想、伦理观念、科学认知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新的突破旧的、死的缠住活的文化现象。然而，文艺复兴的思想主旨，却以一种以“自由”为轴心的新的价值取向冲决了旧的文化传统的堤坝，彰显了启蒙的鲜明意义，为近代思想文化的诞生奠定了坚固的基石。人文主义思潮的接续涌动与逻辑延伸，更为18世纪的启蒙运动的“自由”理念提供了精神坐标。诚如史家指出，“18世纪的启蒙运动，受益于文艺复兴的学术成就，受益于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哲学”(17)。
    三
    在东方，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期的思想文化变革，走的是一条与既类似于西方、又有自身特点的道路，那就是“外源”式、突变性的“晚熟”启蒙。中世纪晚期，东方社会并未出现西方的那种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新的文化群体与思想观念缺乏适合于植根的社会土壤，思想启蒙可谓遥遥无期。虽说中世纪晚期的东方国家也不乏革新主张，但都采取了纵向复古的价值取向。这样的取向虽然寓含着对社会黑暗现实的批判，但不可能达到西方人文主义者的那种“复古求解放”的目标，因而始终不能对旧的文化传统实现近代社会所期盼的实质性自我超越。另一方面，在东、西方社会发展日益不同步、不平衡的历史大趋势中，在西方思想文化向近代转型而日益凸显“现代性”并日益向东方流播的态势下，东方的中世纪社会最终只得依靠“西学东渐”浪潮的刺激或推动来进行近代早期的思想启蒙。
    伴随着近代西方“西力东渐”的殖民扩张，东方社会在自身历史发展的逻辑链条上出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断裂，由此开始了与传统社会逐渐分离，迈入了充满屈辱与险境的“被近代化”（殖民化或半殖民化）的轨道。这一大断裂也给东方的启蒙带来了巨大的历史契机。西方的“坚船利炮”同时也开启了“西学东渐”的浪潮。西方的制造技术、科学知识与西方的思想文化，包括教育、出版制度与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社会政治思想乃至日常的社会风气等等，导致了东方文化传统的急剧突变，其近代思想启蒙由此而开始了独特的酝酿过程。其间，面对西方殖民侵略的步步进逼及其所导致“亡国灭种”的危机，东方社会的进步文化群体为了挽救民族、振兴国家，开始对本民族文化传统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批判，其革新的价值取向开始了从纵向复古向横向鉴取的渐次位移，从扑面而来的“西学”浪潮中吸取营养，由此开创出别具一格的近代启蒙路径。正应为如此，与西方的那种从挺立个人“自由”并将此扩展到整个思想领域的启蒙样式不同，东方启蒙运动在一开始就凸显“救亡图存”的思想主旨，然后才延伸到对人的自由、平等权利的呼唤。此外，东方启蒙最初一般都是由传统型文化群体所促成的，始终聚焦在民族独立、复兴这一思想主旨上，带有“自上而下”的“被动式”改良主义色彩。只是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与新的文化群体的诞生，东方的近代思想启蒙运动才开始走向成熟，包蕴着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与索求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双重内涵。不过，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差异，“东方”式的近代启蒙也并非有一个统一的模式。
    日本近代早期启蒙的发生似并未遇见大的阻力。日本传统社会并未构建起君主专制制度，而是形成了独立并实际凌驾于天皇政府之上的封建军事贵族的统治体制，“幕府政治”与“东方专制主义”颇有差异。受益于海上贸易而成长起来的日本城市，在中古后期曾一度出现“自治”现象。此外，其特有的“武士道”传统，只是作为维系封建主内部的统属关系的精神纽带而存在。这些都使得日本的旧文化传统远未达到板结、僵化的状态。中世纪晚期，日本已有近代早期启蒙萌动的兆头，就是“徂徕学”的问世。徂徕学是发生于江户时代中后期，由古学派思想家荻生徂徕(1666-1728)及其弟子所创立的思想流派。他以法家“人情论”为武器，突破了孟子朱熹的“性理论”的藩篱，致力于“自然”与“社会”相分离、“政治”与“道德”相分离的理论建构，抨击禁欲主义，提倡自然人性论，强调经验实证方法。徂徕学的重要意义，在于其思想体系中所蕴涵的早期近代化特质以及它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明治维新”。这种舆论最先体现在学者将徂徕学的“功利”概念与英语中的utility相对接，将徂徕学比作代表西方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盎格鲁-撒克逊”“实利派”(18)。也有日本学者认为，“徂徕学”虽然对日本近代启蒙有一定影响，但它的价值取向是纵向“复古”的，其主旨是维护德川幕府的统治，并“承认以封建君主的统治为前提的社会制度的改良和发展”(19)。在“西力东渐”冲击下，江户时代中期，日本兴起了以荷兰人和荷兰语为媒介、摄取西方科学以及社会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兰学活动。尽管兰学对日后的启蒙也有影响，但最初是作为加强幕藩体制的学术，多停留被幕府允许输入的“技术学”的范畴(20)，且不久就因浮现社会批判的苗头而被镇压。德川幕府所推行的“锁国”政策，很快在“西学东渐”的冲击下土崩瓦解，西方思想直接催化了日本近代早期的思想启蒙。明治初期，启蒙团体“明六社”于1873年成立，发行《明六杂志》，最初的会员大多系下级士族出身且在德川幕府所设的“开成所”任过知识官僚，有西周、福田谕吉、加藤弘之、西村茂树等。他们以解决“民族主义任务”为启蒙主旨，同时又较早地将伸张“国权”与伸张“民权”紧密结合起来，力倡守“本”变“用”，熔“东洋道德”和“西洋技艺”于一炉，使国家走上近代化的轨道，使本民族免受欧美列强的宰割。在他们的影响下，1874年，有关“民选议院建议”的论战应运而生。而这一政府官僚向朝廷提出的建议，其“理论基础或立论前提的‘天赋人权’说和‘四民平等’的思想，是‘明六社’的思想家根据幕末以来的、主要是英、法、德的近代思想通过他们的译著向人民广泛传播的思想”(21)。“明六社”的核心成员多为知识官僚，其启蒙思想的传播完全依赖于正在强化权威的天皇政府的支持。因此，这一“‘启蒙’便始终‘由上而下’，即主要是依靠以绝对官僚主义为中心的旧的封建统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来推行的”，具有“启蒙专制主义的局限性”。尽管如此，它在传递建构独立富强的国家之民族诉求时，仍然弹奏起民主、平等的时代旋律，为日本思想启蒙开辟了道路，日后的“自由民权运动”就是在它的滋养下酝酿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