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穆斯林世界的近代启蒙则不容易。闭塞的封建经济、保守的政教合一的哈里发专制统治与板结的伊斯兰教神学文化传统，不仅不可能走“内源”式的启蒙路径，而且对外来的思想文化本身就具有“天然”的排斥性。中世纪时期，伊斯兰教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持久冲突，更使这一文化排斥力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因此，一些宗教革新思潮几乎都主张回到神圣的“先知”时代和伊斯兰教的“元典”精神之中。正因为如此，穆斯林世界对近代西方扩张所带来的新的生产技术、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抵制，从一开始就十分强烈。然而时过境迁，“穆斯林在近代所面对的欧洲文明，已经不再是狮心理查王时代的文明或路易九世时代的文明，相反却是被启蒙运动、法国革命与工业革命所重新塑造与赋予新生的新欧洲”(22)。因此，“西力东渐”和“西学东渐”的浪潮，在19世纪逐渐促进伊斯兰教文化传统中的近代启蒙。在此情况下，一些深受近代西方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冲破民族隔阂与宗教纷争的壁垒，向“西学”浪潮中寻找民族振兴与国家独立的锁钥。阿富汗尼倡导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潮，在对西方殖民侵略进行抨击的同时，摈弃了传统“复古主义”的价值取向，着重考虑伊斯兰教文明如何向近代形态转换，将伊斯兰教的演进与社会现实的发展方向相结合，由此而提倡宗教改革，纯洁信仰，并借鉴“西学”来拯救穆斯林面临的危机。为此，他力倡重新开启“独立判断之门”，允许有学识、有眼光的宗教学者根据古兰经和圣训以及沙里亚法的原则和精神，重新解释这些经传、教法中可以与当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组织相融合的教条，进行融会贯通，从中熔铸伊斯兰世界独立和复兴的精神利器(23)。他的主张虽然带有浓厚的传统色彩与乌托邦色彩，但其中包纳了特定的东方式启蒙内涵，对伊斯兰现代思想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有史家就指出：“阿富汗尼发动了一场以伊斯兰伦理为核心、类似于马丁·路德的新教革命，把它作为克服近代伊斯兰世界落后并进入现代社会的唯一道路”(24)。稍后，著名启蒙家阿布杜发起“现代主义”思潮，反对中世纪的正统学派对经典的曲解与对人的独立判断精神的钳制，主张到《古兰经》等元典中去发掘真理，并按照现代化的需要来变革神学传统。同时，他还力倡吸取近代西方科学文化，来实现伊斯兰文明的复兴。阿布杜在倡导教法创制时认为，中世纪的正统教法学派正是以其武断的曲解，窒息了人的独立判断精神。要复兴伊斯兰文明，就必须用理性的尺度去审视传统的权威信条，回到元典中去发掘与吸收真理。此外，还必须按照现实生活的变动来进行思考，尤其应当认识到学习近代西方科学文化的意义。他曾经指出：“科学的潮流奔涌向前，席卷全球，不受怀疑的真理在这一进程中被淹没了。这是一个将我们自己与文明化的国家连接起来、使我们意识到了他们的优势……与我们的劣势的时代，由此而展示出他们的富有与我们的贫穷、他们的骄傲与我们的堕落、他们的力量与我们的孱弱、他们的胜利与我们的失败”(25)。“欧洲人现在已经插足于世界各地，英国人抵达阿富汗，法国人占领了突尼斯。事实上，这些篡夺、侵略与政府的行动并非是来自法国或英国。相反，是科学在到处证明它的伟大力量。在科学和知识面前，愚昧除了卑下的屈服外别无选择”(26)。这一现代主义思潮还从政治制度层面批判了穆斯林君主的东方专制主义。基于这样的认识，现代主义思潮将西方科学文化、正义与平等的原则，乃至西方的议会民主制，都看作是现代文明的重要因素，竭力地以伊斯兰教神学为本位，将这些因素吸纳与整合起来，完成穆斯林社会从传统向近代形态的过渡。有史家在评价阿卜杜的改革时指出，“对伊斯兰教作出贡献贯穿于他一生的活动之中。的确，他深信，只有通过对伊斯兰教整个体系的改革，才是新的伊斯兰教的进化和发展”(27)。在任埃及大穆夫蒂期间，阿布杜根据现实需要对伊斯兰教的部分教义作了新诠释。例如，传统的伊斯兰教法典禁止放高利贷，而他却引经据典地将现代资本主义银行的利息解释为“合法的”收益。对穆斯林是否可以戴西式礼帽，是否能食用基督教徒宰杀的畜肉，人物肖像画能否为教法所允许，以及一夫一妻制是否合理等问题，他都作了肯定的回答(28)。他启蒙思想开启了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潮的先河，有力地推动伊斯兰教文明从传统形态向近代形态的历史性转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