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时期，以庄存与、刘逢禄为代表今文经学之常州学派的崛起，促进了近代启蒙的酝酿。今文经学中公羊学注重阐发儒家经典中的“微言大义”，根据现实的需要，对《春秋》之义加以解释或比附，以这种解释经义的方式发挥自己的政治见解。此外，公羊学更主张“托古改制”，强调变易，并提出了一套“三世说”（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循环理论，强调“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将变易和变革作为历史发展的普遍法则。在没有外来先进思想的冲击下，常州学派的思想取向仍旧是纵向复古的，不过，它对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滥觞，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启示。
    鸦片战争前后，“西力东渐”纷至沓来，渐次将中国传统社会推进“被近代化”的屈辱轨道，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与此相应，“西学东渐”的浪潮扑面而来，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开始趋于裂变和转型。其间，面对亘古未有的巨变，魏源、林则徐等深受常州学派今文经学熏陶的士人，对传统儒学的治世功能与“鉴古复旧”的社会政治理想模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反思，最终将革新的视野投向对正在崛起的西方世界的借鉴，渐次突破了“华夷之辩”的堤防，提出了“变祖宗之法”与“师夷长技”的主张，开启了思想启蒙的先河。从此，中国进步的文化群体在反对西方日渐升级的侵侮和封建统治集团由排外而走向媚外的斗争中，把学习西方与变革社会结合起来，并从技术、制度、思想等几个相互衔接的文化层面将“启蒙”逐层推进，从解决“民族独立”入手而渐次地鼓吹怀疑、否定和改良、变革现存制度、传统观念的学说，最终在“民族复兴”的理论大框架中，标立起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观、价值观和伦理观，逐渐折射和透显出“西方式”启蒙的反传统含义，并由此相继酝酿出19世纪末期的戊戌维新思潮、20世纪初革命派的民主思潮以及稍后的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
    综上所述，从中世纪到近代过渡时期的东、西方的思想启蒙，并没有一个完全标准化与同质化的样本或模式。由于社会历史背景的差异，特别是东、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各地思想启蒙运动的主旨、方式与话语也不尽一至。而且，启蒙思想对社会的渗透与发酵程度也不尽相同。西方的启蒙，因自身的崛起而始终把“现代性”的凸显作为其鹄的，而在“西力东渐”的严峻形势下，东方国家的思想启蒙则显示出复合性内涵，即把“现代性”与救亡图存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些都再次显示了思想文化史演进更新的规律性：意识形态更新的深度与广度，从根本上取决于社会变革的程度；而新的意识形态的内涵，更多地源自于社会变革主旨的客观要求。在思想文化革故鼎新的过程中，人们也总是根据自身社会现实的变革要求，来决定他们对本土传统文化与外来异质文化的批判借鉴，毕竟“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30)。
    注释：
    ①《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6、35页。
    ②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9页。
    ③(17)P.Gay,The Enlightenment:An Interpretation--The Rise of Modern Paganism,New York,1976,Vol.1,p.3,p.9.
    ④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979年，第104、104页。
    ⑤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975年，第786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72年，第404、406、407页。
    ⑧A.G.Dickens,Humanism and Reformation,London,1977,p.11.
    ⑨(11)(12)(13)Agnes Heller,Renaissance Man,Translated by Richard.E.Allen,London,1978,p.429,p.80,p.80,p.80.
    ⑩E.Cassirer et al,ed.The Renaissance Philosophy of Man,Chicago,1948,pp.225-226.
    (14)A.Bloc,The Humanist Tradition in the West,New York,1985,p.8.
    (15)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03页。布氏在这里所说的，实际上指的是“个人的发现”，也即他所说的人“个人的发展”、“人成了精神的个体”，见该书第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