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兼顾学术性和趣味性。尽管厚达近600页，历史跨度近一千年——起始自公元前753年传说中的罗马建城，跨越王政、共和与帝国时期，截至公元212年卡拉卡拉皇帝颁布普及公民权的《安东尼谕令》——然而它给人带来的畅快淋漓的阅读感受是专业书籍中所少有的。这自然与其丰富详实的材料以及比尔德非同一般的“讲故事”能力有关。为了不影响阅读的连贯性以及避免学究气和论文体，正文不加一笔注释，有时甚至连被引用古典作家的名字也不出现，这些全部被归到书后每章的注释中做统一说明，行文中也尽量避免使用专业术语。然而，可读性丝毫不减损本书的学术分量：罗马史中涉及这段时期的所有重大问题几乎无一遗漏，在史料运用及说理论证上也是毫不含糊。由此看来，比尔德在对目标读者的定位上是想将业余爱好者和专业研究者一网打尽。
    全书正文共十二章，除了第一章引子之外，基本是按照时间顺序叙述的。对从公元前753年至公元212年间罗马的每个发展时期及其核心特征都提出了若干极富针对性的问题。更为特别的是，伴随着对这些问题的剖析，是对一些流传已久的有关罗马人的迷思和误解的“祛魅”，这使得该书有别于以往的任何一本古罗马通史著作，不断地挑战着我们既有的思维定式。
    自18世纪末爱德华·吉本提出“罗马帝国的衰亡”命题以来，大多数古罗马通史都将公元337年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或者410年罗马城被西哥特人攻占，再或者476年西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被废作为古罗马帝国历史的结点。比尔德则坦言，她更感兴趣的是“罗马如何从意大利中部一个毫不起眼的小邦成长为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并统治如此之长时间的”（17页）。这也符合近年来罗马史研究的一个大势，从克利福德·安藤（Clifford Ando）的《罗马帝国的意识形态与行省忠诚》（2000）到克里斯托弗·凯利（Christopher Kelly）的《罗马帝国简史》（2006），探讨的大体都是罗马的成功之处。SPQR整本书也围绕着这一问题而展开，将上下一千年左右的历史串成一线。
    二、三章涉及的是罗马的早期历史。罗马在公元前3世纪下半叶才发展出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编纂。所谓建城与王政时代的历史，大部分出自公元前1世纪以后罗马史家的附会和杜撰，历史与神话传说杂糅在一起难以分辨。现代考古发掘虽然部分地证实了王政的存在，但更多揭示的则是文献记载与历史真相之间的巨大鸿沟。罗马广场地下的早期墓葬群表明，至少在公元前1000年，罗马的山头已有人类定居，远远早于传说中的建城时间。帕拉丁山上现存最早的茅屋和墓葬遗址在年代上可推定至公元前8世纪初，然而没有证据表明其与罗慕路斯之间存在任何联系。罗马城邦的建立，无论在定居模式、社会组织、政治制度抑或身份认同的形成上，都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既不存在一个确切的建城时刻，也绝没有西塞罗和他同时代作家所追溯得那么古老久远。
    如果说后世的记载无法作为复原罗马早期历史的可靠依据，然而对于这样的历史建构，比尔德并没有简单地斥为荒诞不经，而是提出了一系列有意思的问题：罗马人为什么要将建城溯源至一场罗慕路斯和雷慕斯兄弟阋墙自相残杀的悲剧？罗慕路斯将帕拉丁山头的弹丸之地作为容留附近逃犯、奴隶和流民的避难所以吸引招徕人口，这样的传说构建与日后具有鲜明罗马特色的公民权政策（其对非拉丁人、行省人、外邦人和奴隶的开放程度与古典希腊城邦尤其是雅典封闭的
    公民权制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有何关系？如何解释同时存在罗慕路斯和埃涅阿斯这两套建城神话，它们之间如何进行调和，其中是否有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
    在比尔德看来，后世罗马人一直不断地在试图“还原”（recover）、“改写”（rewrite）和“重现”（replay）其祖先和起源的历史，带着自己所处时代政治和文化上的焦虑、争议、观念与偏好。在此意义上，这种对早期历史的重建（reconstruction）是极富价值的。在这些建城传说和神话的背后，是他们的自我认知和身份建构，是罗马人之所以称为罗马人的一些特性与核心价值观，是他们继承自祖先的一切优点和弱点。罗马人将共和晚期对五方杂处、多元异质和内部冲突的感知投射到了他们的早期历史当中。从这一角度出发，无论是埃涅阿斯从特洛伊千里迢迢一路跋涉到意大利重建家园，还是罗慕路斯收容逃犯、流亡者和异邦人，再或者抢劫萨宾妇女以繁衍人口，都变得没那么难以理解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历史建构，罗马人将现实世界的“外来”、“流动”、“混杂”与“多样性”合理化。如果说罗马人的祖先就是一帮流民和外来者，那么现实中罗马人慷慨地授予外族和奴隶以公民权，还有什么问题呢？尽管这种出身和起源经常成为希腊作家讥嘲、甚至罗马作家（例如西塞罗）自嘲的对象，公民权政策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偶尔也会受到顽固派元老的质疑和阻挠，甚至爆发过像同盟战争那样的大冲突，但总的开放性进程并没有被打断。最为关键的，罗马人对它的合理性信念根深蒂固。我们只要想想克劳狄皇帝在公元48年说服元老接受外高卢人进入元老院的演说中将罗马人接纳外来者的传统一直上溯至罗慕路斯，这一点便可了然无疑。
    既然从对早期定居点和墓葬的考古发掘来看，所谓王政时期的罗马更像是一个部落国家和由军事贵族集团所主宰的世界。到了相当于王政晚期的公元前6世纪中叶，罗马才发展出一种有城市中心与若干神庙及公共建筑的城邦形态。早期罗马平平无奇，论城市化和繁荣富裕程度比不上北方伊特鲁里亚人的城市，更不用说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希腊殖民地。然而从公元前4世纪初开始，激变发生了：罗马人的战争规模急速膨胀，胜利转化成了征服，其扩张脚步席卷了整个意大利。比尔德将此现象称为“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第四章的标题）。那么这一激变是如何产生，罗马究竟是凭借什么脱颖而出的？这是第四和第五章（“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所讨论的中心议题。比尔德并没有大而化之地去谈论它，她还是遵循其一贯的提出问题、检讨成说、稽考证据、验证假设的论证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