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地，在所谓的“罗马化”（Romanization）问题上，“自上而下”的陈旧观点早已遭到了学者们普遍的摒弃。显而易见的是，除了像对待基督教和德鲁伊教那样的极个别例外，罗马人很少有意识地强加自己的文化习俗或消灭地方传统，尤其在城邦历史悠久的希腊化东部，文化和宗教上的地方性和多样性大部分得以保持，至多是在当地历法中加入与皇帝有关的纪念日，以及在保持传统神明祭祀的同时新建皇帝崇拜的庙宇。即便在城市化基础较为薄弱的帝国西部，像塔西佗的岳父阿古利可拉（Gnaeus Iulius Agricola）那样积极在行省推动“博雅之术”和拉丁语教育的罗马总督也是凤毛麟角。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与其说是罗马人无心，不如说是无力。罗马帝国统治的低行政化水平（在帝国的前两个世纪，同一时间驻扎行省的罗马官员人数不会超过两百人，这些人再加上几千名看管皇帝产业和辅佐总督的皇家奴隶，管理着人口超过五千万的庞大帝国）和有限目标（征税与治安）决定了罗马化的动力很少来自罗马中央。罗马人无法自行统治，必须依靠地方合作。因此，军队与地方精英在维持帝国运转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也正是他们成了罗马化最积极的推手。前者将罗马的法律、习俗和生活方式带到了他们卫戍的边境地区，后者则是罗马世界星罗棋布、大大小小的城市实行自治的基础。这些人充当了皇帝、总督与行省居民之间的中介，代之守土、征税及治安。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愈发地将自己的身份、特权和利益与罗马人捆绑在一起。对其而言，接受罗马统治便是“成为罗马人”的一部分。尽管有罗马凌驾于一切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在背后，罗马化绝不能称之为一种自由的选择，然而在实际的日常生活层面，地方精英的确成为了自身罗马化的工具；而对于大多数的行省居民而言，罗马化则意味着诸如洗浴、观看角斗表演、参加宴会、在广场和柱廊中漫步集会等各种各样富有罗马特色的生活方式。总之，罗马化很少来自罗马皇帝或官员自上而下的灌输，罗马人更没有像近代西方殖民帝国所自诩的那种文明教化的使命意识，“它看上去更像是行省选择融入某一地方化版本的罗马文化的结果”（494-495页）。
    值得一提的是，罗马人自己对这样的一种“罗马化”也不乏批判。塔西佗的名言——“他们（此处指罗马统治下的不列颠人）将此称为文明，殊不知这正构成了他们被奴役的一部分”（humanitas vocabatur, cum pars servitutis esset）——直指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联，揭示了不列颠人在变成罗马人的同时，不自觉地代征服者做了后者本该做的事，从此沉浸在一种“腐朽堕落”的文化中不可自拔、甘心为奴。比尔德认为，塔西佗的批判固然勇气可嘉，力透纸背，然而，“罗马性”与“地方性”并非如他所说的那般简单对立，现实中罗马与地方的互动要复杂得多，且地方差异性明显。“罗马性”并不是一个单线频谱，不同的地方只存在罗马化程度的差异。在整个罗马世界，存在着多个“罗马化”版本，它们是地方文化在遭遇罗马文化时通过接受、容纳、吸收抑或抵制而产生的千差万别的混合体。更何况，所谓强势一方的“罗马文化”本身就没有确定的内涵和边界，其在形成中融合了五花八门的地方因素，且这一过程随着罗马与地方的交流互动一直在持续（497页）。最显著的一个例子，便是现位于英国巴斯的公元1世纪时的萨利斯·密涅瓦（Sulis Minerva）神庙遗址。该神庙按照古典样式建造，供奉的是一位由原来的凯尔特神与罗马智慧女神合二为一的新神。神庙装饰中包含了大量的罗马元素，如橡树叶花环和胜利女神像柱，但也有抵制同化、保留地方性的凯尔特元素，如神庙大门上方巨型的男性化戈尔贡头像（497页）。
    以上诸问题无一不是罗马史研究中有着深厚学术传统的重要问题，如何回应成说、与古人和前辈学者展开对话是对学者史识和功力的重大考验。正如比尔德自己所说，自吉本以来的将近两个半世纪的罗马史研究，新发现更多地来自看待问题的新视角而非新材料。不同时代的学者带着不同的优先关注和着眼点，使得遥远的过去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向我们言说（16页）。
    通读全书，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便是她敏锐的问题意识。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切入，透过具体的人和事来阐发时代的核心特征。正是这种别具只眼，使她能够从习以为常的权威记载和说法中发现抵牾和漏洞，提出质疑和新见解，从而成就了这本体大思精之作。
    所谓的“罗马性”（Romanitas）是对罗马人所特有的一系列政治与文化观念和实践的归纳。尽管是一个拉丁词，但它并不为古典时期的罗马人自己所用。作为一个概念，它出现的时间相当得晚，最早是在公元3世纪基督教作家德尔图良（Tertullian）的作品《论托袈》（De Palio）当中，且带有贬义，用来指斥其迦太基同胞所膜拜的那种罗马“异教”文化。后多被现代学者用来指代罗马人的身份认同与自我形象。格里格·伍尔夫认为，“罗马性”的要义不在于共同的语言和种族，而在于共同的价值观、习俗、德性与生活方式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身为一个政治与宗教共同体的成员身份。在伊迪丝·汉密尔顿的名著《罗马精神》中，她归纳出了“罗马性”的诸多要素，如坚韧弘毅、注重实际、对法律和秩序的追求等等。然而，这种归纳在今天看来多少有些刻板和僵化。实际上，“罗马性”是一个从内涵到外延都相当宽泛且灵活变动的概念。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