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的崛起是否真如波里比阿所说是由共和政体内在的均衡稳定性与职官贵族的荣誉竞争精神所带来的？应当说，罗马内部政治变革与外部军事扩张之间的紧密关联早已成为学者们的一个普遍共识。公元前4世纪中叶经历了“平贵冲突”后取代旧氏族贵族的新型“事功贵族”阶层（meritocracy）及其所造就的一种荣誉竞争文化固然构成了扩张的强大内在动力，但变革后所形成的并非是像波利比阿套用希腊政治思想所界定的那种“混合政体”（所谓执政官、元老院和民众大会分别代表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元素）。
    在阐述该问题的同时，比尔德顺便回应了有关罗马共和国民主性的争论。弗格斯·米拉（Fergus Millar）被认为是波里比阿在当代最积极的响应者（他的一篇极有影响力的论文的小标题便是“波里比阿是对是错？”，他给出的答案自然是肯定的），也是他重新挑起了近年来学界有关罗马“民众主权”的激烈争论。同波里比阿一样，米拉显然过分强调了民众的“形式主权”，这种针对传统“寡头制”理论的矫枉过正遭到了包括诺斯（John North）、莫瑞特森（Henrik Mouritsen）以及摩尔施泰因—马科斯（Robert Morstein-Marx）在内的大批学者的质疑和反驳。比尔德在这场论战中，站到了多数学者的一边。罗马共和政体的三大支柱成分显然是不均衡的。关键点在于，举凡选举、立法、司法，政治上的主动权并不掌握在民众手中。撇开其他，首先财产就是官职竞选的先决条件。不过，比尔德也公正地指出，米拉对于“罗马民主”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他将人们的视线引向了以往被忽视的制度以外的更广阔的政治文化层面，职官贵族无论是想要成功当选，还是通过法案，都需赢得民众的选票和认同，讨好民众和说服术于是成了制胜关键。罗马的寡头政体正是在这种浓厚的公开与公共的氛围里运作的，统治阶层与民众之间存在着一种奇妙的紧张依存关系。
    然而在比尔德看来，与内部政治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扩张动力来自罗马吸纳战败者、将后者的人力、武装和资源转为己用的超凡能力。这一点在公元前4世纪初罗马对邻近维伊人（Veii）的征服中已初露端倪，此后，这一将战败者变成罗马公民（或者说“准公民”，最开始大多数的意大利城邦都被授予了拉丁公民权）、将昔日的敌人转化为盟友的模式在对意大利半岛、继而在对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征服中被一再复制。
    过去，人们往往将罗马公民权的扩大看作是帝国扩张的结果而非动因，比尔德则彻底更新了我们对于罗马公民权的认识。她在文中反复强调，公民权的扩大和分享才是罗马势不可挡的真正秘诀。罗马人的独特之处在于改变了古代世界战争和国际关系的游戏规则：他们不再单纯地以攻城略地、抢夺物资人口为目标，而是致力于同被征服者之间建立起一种长久的对己有利的同盟关系。因此，罗马人施加于被征服者身上的长期义务往往是提供兵员补给，而甚少派驻常备军与实施直接统治（至少在初期是如此）。这种将被征服者同化为征服者、分享扩张利益的机制赋予了帝国事业以一种强大的动力、支撑与后盾。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古代帝国都
    不曾设想与实践过的创举，其结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罗马军事征服的机器一旦开动，便可以自我维系，这使他们在意大利无往而不胜，也是为何在此后的海外扩张中罗马人尽管遭遇数次重大军事失利（包括像坎尼战役那样的惨败）仍能笑到最后的原因（163-164页）。比尔德的这番解释并非溢美和夸大，在小亚阿弗罗狄西亚斯城（位于今天土耳其的西南部）“奥古斯都神殿”遗址的柱廊内，有一幅著名的浮雕，上面刻画的是化身为神的克劳狄皇帝将女性化的“不列颠”踩在脚下的场景。作为曾经的被征服者，阿弗罗狄西亚斯人自觉认同为罗马人，以罗马对世界的征服为荣，这难道不就是对帝国观念内化的最好印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