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然倒塌：李鸿章与淮系北洋成为甲午战败最终替罪羊

朝鲜危机开始之初，“国人以为北洋海军信可恃，争起言战，廷议遂锐意用兵”。对照后来真正开战后的屡战屡溃，以及屡战屡溃之后的备受宰割，显然“国人”大半都没有预想到这场战争会如此迅速地输得一败涂地。

战争之前被“国人”和“廷议”“信可恃”的东西一定会变爲“国人”和“廷议”最先讨问的东西。于是，一身承当了战争与议和两种责任的李鸿章顿时沦为千夫所指的“汉奸”，理所当然地成了众怒所归和众恶所归的渊薮。

此时已不需要帝党刻意安排，上下大小臣僚的弹章纷纷然列举其“恶战主和”，“行私罔上”，“甘心叛逆”，“潜勾倭主”而“敢於犯天下之不韪”，最终冠以“普天率土咸切齿於李鸿章之卖国”的永世定评。更激烈的，还有主张“枭李鸿章之首传示各省”的声音。

在这种一腔愤怒化作肆口痛骂的意气之词中间，帝党骨干翰林院修撰张謇的一封奏折，由倒敍光绪八年(1882) 以来中、日、韩之间的一路纠葛入手，翻出种种旧事旧怨，然后牵引人物情节深作推论，攻讦尤为峻刻：

李鸿章既自负善和，必且幸中国之败，以实其所言之中;必且冀中国之败，而仍须由其主和，以暴其所挟之尊。即京朝官之尾附李鸿章者，亦必以李鸿章爲老成谋国，展转相师; 而李鸿章之非特败战，并且败和，无一人焉以发其覆。

用“幸中国之败”和“冀中国之败”刻画李鸿章，可以算是欲加之罪的典型了，以当时“普天率土咸切齿於李鸿章”的大环境，帝党推出这样一篇深文周纳的奏章引领举世滔滔的氛围，在士议对於“善和”与“主和”的愤切中轻松将李鸿章钉上了道德耻辱柱。

对李鸿章来说，士论滔滔恐还不是最可怕的，那个之前一直对自己虎视眈眈，而又因战败而自觉颜面受辱的光绪皇帝，才是他绕不过去而又不得不面对的宿命。

当李鸿章议和归来到京师请安之日，光绪帝“先慰问受伤愈否”，之后郁结已久的愤怒一泄而出，“旋诘责以身为重，凡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词甚骏厉。鸿章亦引咎唯唯”。帝王以这种“词甚骏厉”的“诘责”面对面地追讨赔款、割地的责任。这已经决定了李鸿章的命运。

在李鸿章只能“引咎唯唯”，然后黯然先退之后。次日，翰林院编修，帝党健将丁立钧等六十八人联名上奏，称李鸿章万万不可再令回任。于是，光绪顺水推舟，将李鸿章以文华殿大学士留京入阁办事，命王文韶真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二十五年之北洋岁月，到此划下句号。经历了九个月战争与议和的李鸿章就此连同一溃再溃的淮军一起跌落。被朝廷剥掉“筹三省之海防”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职，也被剥掉了三十年来“中外系望”的居重之势。他“入阁办事”却不能管部，与旧时进京“东朝独对，北门集议，南苑阅兵，西郊警路”，而“冠盖酬酢，岁岁如恒”的“万端纷拥”相比，已近乎于闲差，真成了光杆子大学士。淮系北洋之命运，从此时李鸿章的境遇可见一二。

甲午战争成了李鸿章的仕途拐点，而在李鸿章一人荣辱盛衰的背后，则是由他代表的以办洋务为中心的三十年洋务运动走入困境，在战争的冲击下最终走到了终点。

而帝党瓦解淮系北洋的行动，其实一直未松手，且颇具派系间斩草除根的味道。随着李鸿章的失势，愈加走向总清算的节奏。

自甲午战争全面开战以来，因在朝鲜战场的接连失利与被后党攻讦的种种“劣迹”，原本主持陆战的主将淮系叶志超、卫汝贵已先后由撤职查办而分处斩监候及斩立决;海军主将丁汝昌则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十八日(2月12日)自裁，与北洋舰队同尽于威海;自甲午(1894)十一月，旅顺失陷败讯到京以来，曾为李鸿章报推为“堪胜专文之任”的赵怀业、卫汝成及黄仕林，皆先后成帝党言官的攻讦对象。其中赵、卫二人由北洋以不知下落奏闻，黄仕林则被处以斩监候;出身北洋幕府，时总办旅顺船坞工程，兼会办北洋沿海水陆营务处的龚照玙，亦以畏葸巧避，致误事机之罪拟斩监侯。此外，总办军械的李鸿章外甥张士珩，屡因军械采购弊案与所谓日本间谍案而遭弹劾，终遭革职。以外，甲午战争期间，因遭言官弹劾而受申饬、查办者不下十人，其中包括北洋重要参谋如李经方、盛宣怀、胡燏棻、刘含方、马建忠，甚至驻英公使龚照瑗，俱在其列。就算逃过获罪，也已难再居其位。最为明显的是淮系原除李鸿章外的两位地方大员，四川总督刘秉璋及两广总督李瀚章也在甲午战争期间，先后为帝党攻讦去位，刘秉璋于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革职留任，继而奉旨开缺;李瀚章则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月二十日，李鸿章在日谈判期间，奉准开缺回籍调理，加上李鸿章于稍后奉旨留京，风云三十年的淮系势力，至此竟连一个地方督抚也没有了。尤其刘、李二人去位后，继任者分为原陕西巡抚鹿传霖及原将以闽浙总督调四川，临时改任两广的谭钟麟。鹿传霖是原清流北派李鸿藻系统的人马，既为李鸿藻之表叔，又为张之洞姐夫;而谭钟麟则向与翁同龢及清流南派过从密切。这二席封疆大吏的安排，明显具有派系倾轧的色彩。帝党对北洋的最后打击至此告一段落，北洋集团在国内外军事与政治的双重打击下最终轰然倒塌。

而作为淮系首领的李鸿章，在朝野共诟中成了这场民族战争失败的终极替罪羊。对此，在李鸿章其时的书信中，，尤其能体现他的郁屈：

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靡费爲疑，至以购船购械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其力不敌，而淆於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复收。战绌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急，事机万紧，更非寻常交际可比。兵事甫解，谤书又腾，知我罪我，付之千载，固非口舌所能分析矣。

一句“知我罪我，付之千载”，为李鸿章和淮系的崩溃，划下了一个并不完美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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