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的逆转：帝党转向变法但已注定失败

光绪四年( 1878) 曾纪泽说:今世所谓清议之流，不外三种。上焉者，硜硜自守之士，除高头讲章外，不知人世更有何书。井田、学校必欲遵行，秦、汉以来遂无政事。此泥古者流，其识不足，其心无他，上也。中焉者，好名之士，附会理学之绪论，发爲虚悬无薄之庄言。或陈一説，或奏一疏，聊以自附於腐儒之科，博持正之声而已，次也。下焉者，视洋务爲终南捷径，钻营不得，则从而诋毁之。以媢嫉之心，发爲刻毒之词。就三种评之，此其下矣。

然后曾引申而言之:

中西通商互市，交际旁午，开千古未曾有之局，盖天运使然。中国不能闭门而不纳，束手而不问，亦已明矣。穷乡僻左，蒸汽之轮楫不经於见闻，抵掌拊髀，放言高论，人人能之。登廊庙之上，膺事会之乘，盖有不能以空谈了事者。

时当光绪初年，正是清流崛起庙堂，声望正隆之日。曾纪泽笔下写“清议”，刻画的都是那个时候的清流。他以“中西通商互市”为“天运使然”，为“不能闭门而不纳”，实际是承认并主张洋务的势有必至和理所当然。从这个角度打量清议，正如在数期之前的《重读甲午》中我们已经陈述的那样，以“泥古”反洋务; 以“博持正之声”反洋务; 以“钻营不得，则从而诋毁之”反洋务，的清流种种论调，便都成了既与势相悖，又与理相悖的行为。清流总体地反洋务是那个时候显然可见的事实。

李鸿章久在与清流人物交锋的过程和事实之中，曾慨叹道：“凡事皆鄙人一手提倡，其功效茫爲捕风，而文人学士动以崇尚异端光怪陆离见责”，又谓自身“三十年来日在谣诼之中，而祸福得失，久置度外”。

其所称“文人学士”和“谣诼”对应的即是清流人士和清议。 “泥古”、“持正”和“以崇尚异端光怪陆离见责”，说的都是清流之反洋务，根由全在于清流守“故习”而不“通变”，尤其在于清流不能容忍“以夷变夏”。因此，正如我们之前指出的那样。“三十年来”的这些事实作反衬，甲午年群起议战拒和的清流，即是之前反对洋务的同一群人。

但事件后推一年。至乙未(1895)年已群聚于变法和“求新”大旗之下，以“求新”和“西学”相表里的，也同时这一群原来的清流人物。这不能不算是一种脱胎换骨之变。作为三十年历史的延续，清流及其后续的帝党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在外观上依然各秉渊源而各成一派，但就内里而言，变化中的原清流已越来越深地进入了曾纪泽所谓的“事会之乘”，从而在实际事物的操作中越来越真切体味到十六年前曾纪泽所阐述的洋务之“势有必至”和“理所当然”。

一则出自日本人的记载说，马关议和之日，李鸿章在备受磨难同时，又深为反思和前瞻，并对伊藤博文直言：

在此，我不得不坦白地讲，此次交战获得两个良好结果，这就是: 第一，欧洲陆海军之战术方法，并非应有白人所独有，黄人亦能用之，并证明可收到实效; 第二，日本非常之进步足以使我国觉醒。我国长夜之梦，将因贵国的打击而破灭，由此大步进入醒悟之阶段。

回顾李鸿章早年在层层冲击下识世变入洋务，

因“打击”而“醒悟”从事洋务的个中三昧已久知而备尝。因此他相信残酷的战争尤其会大幅度地改变中国人的思想世界。

以这种反思和前瞻比照甲午战后的清流一派，则无异是李鸿章预言和期待的事，正在成为和已经成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现实。这些人在战争与反对议和的动员下汇拢，其汇拢的过程自始至终是共指李鸿章为祸首和公敌。但时逢中日之战，则身在中日之间。当他们由倭人“弹丸黑子”而“全力敝我”发问，以追索和搜寻“中国之所以不振者”，则又不能不在追索和搜寻的过程中，走入古今中西的对比与反思。于是，这些被战争与反对议和召聚起来以怒骂痛诟相呼应的清流士人因之而一个一个移其重心，前后相接地走近和亲近那些被他们九日所排拒的种种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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