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年(1894)九月的人事安排，荣禄接下此一二十年前的老职务九门提督，掌京畿兵权，其实是为了以作为日后行走督办军务处及十一月进入总署行走，进一步趋近核心作的准备。

当帝党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同月，逼退了久居兵部尚书的军机大臣孙敏汶后，荣禄在督办军务处中的决策地位必然愈见加重。此时由翁同龢、李鸿藻等人日记中可以发现，自恭亲王、翁同龢、李鸿藻行走军机，庆王多在总署后，督办军务处常处实务的，就是荣禄与长麟。长麟为帝党要员，如光绪与翁同龢在督办处的耳目。而荣禄则形同后党的耳目。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六月，荣禄实授兵部尚书，而十月长麟被罢黜，帝后两党在督办处的消长已分出胜负。在甲午战事过去，督办军务处功能渐受淡视之时，后党却借由荣禄统摄兵部与督办处，逐步落实主导以北洋为基础，进行国防武力改造。此项改造更为荣禄掌控兵部，开出一条平坦大道。直出帝党众人之意料。

后党借掌握军事重建主导权，进而接收淮系北洋垮台后所释放的庞大资源，一举取得举足轻重的北洋要缺，从而为后党获得了及其雄厚的政治实力，从而使慈禧太后再度重回主流道路，在此后两年内愈加通畅。而帝党原本志在必得且寄予厚望的北洋军权完全落入了后党手中，这成为日后帝后党争最终决胜的关键。

另一方面，比起后党之失去孙、徐两位军机大臣，后党对帝党的还击在成的影响尤其重大。相对于孙敏汶、徐用仪已入军机日久的身份，汪鸣銮、长麟、文廷式，包括之前被罢斥而出的安维峻和志锐，却是帝党核心菁英，日后的提升空间极大。汪、长二人实已具备行走军机之条件，且备受各方之肯定;而资望尚次，但潜力极大之文廷式，已经隐然为翁同龢着意养成，在汪鸣銮等人之后的第三梯队领袖。

甲午战事以来，志锐、汪鸣銮、长麟、文廷式的依次遭贬逐，使帝党在战后权力格局发生大变革的时刻，却遭遇了派系核心饱经摧残的窘境，极大影响帝党人事角逐与资源竞逐的实力。帝党队伍组成的特点，在于核心人物皆为翁同龢由两榜高中者中提携出身，作为主力。这批青壮菁英，固然锐气十足，忠于光绪及其派系。但在拓展人脉的能力与合纵连横条件上，远不如后党人物。一切运作，皆须以清流南派菁英为主的帝党成员，步步为营以竟全功。但帝后两党对抗白热化后，帝党中坚人物却一个个遭后党打击，中坚摧折，后继乏人，人事争夺便难以着力。面临如此困局的帝党为增强战力，只有在更积极自忠于光绪的少壮派士大夫中，扩大延揽。这也是帝党领导人光绪以及翁同龢开始与维新势力产生联系的重要原因。但是，相较于志、汪、长、文诸帝党中坚，维新人士政治阅历更浅，能力与政治手段更粗暴生涩。为符合借维新事业再建光绪与帝党权威的目标，则只有诉诸更极端激烈的手段。而后党在此之前夺下的北洋军权与雄厚的政治实力此时发挥出威力。可以说戊戌变法的悲剧，实于甲午战争之中便已远伏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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