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共领袖佐野学从苏联回国，路经上海时被捕叛变，日共遭受严重破坏，中共在日本的联络点也被破获，日共与中共的联系被切断。在延安的日共领袖冈野进(野坂参三)给国内写信联系，国内组织也派人到上海，通过手岛博俊找中共联系。冈野进的秘信转到香港潘汉年处，潘汉年又派人送到上海的关露手里，由关露趁去日本开会的机会，交给与日共有联系的大学教授秋田，再由秋田转交日共。跨越两国的秘密联系，就这样恢复了。
     1940年9月，德国、意大利、日本在柏林签订三国军事同盟条约。这个军事同盟的战略计划如何，就成为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关注的焦点。1941年初，日本内部开展南进还是北进的大争论。中共中央极其重视日本这一战略动向。如果日本北进攻苏，将给在中国北方抗日的中共带来极大被动。如果日本南进袭美，将促使美国抗日，给中国抗日战争带来转机。中共中央两次急电潘汉年，询问日本动向。5月、6月期间，日本的争论得出结论：先南后北。军部开始进行南进准备。正在日本的佐尔格、尾崎秀实及时获知日本决策，同时获知德国决心进攻苏联。
     8月中西功等人搜集到日本在满洲演习情况及部队编制，从演习内容可以看出日本军队准备南进，而不可能北进进攻苏联。莫斯科得到这个重要情报，立即将东线防御日本进攻的兵力调往西线，防御德军进攻。10月，日本特务机关破获以佐尔格、尾崎秀实为首的 “共产国际谍报集团案”，他们曾收集到日、德的大量绝密情报。因此，此案的破获，使日本高层惊恐万状，只得调整主要领导，首相近卫被软禁，由战争狂人东条英机上台。日本特务机关围绕此案，穷追不舍，不断扩大侦破范围。由于中西功曾与尾崎秀实在上海有过密切交往，所以形势对中共上海特科和中西功极为不利。隐藏极深的日本情报小组，面临被全部侦破的危险。就是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中西功仍然坚持工作。上海情报科负责人经过反复考虑，决定让中西功向东去，回到东京 。中西功回到东京 ，打探到尾崎秀实等朋友均已被捕。他经过多方努力，得知日军已在濑户内海集结完毕，准备南进。进攻地点及对象尚未清楚，等待正在进行的日美谈判的结果。日本确定11月30日为谈判的最后日期。带着这些情报，中西功返回了上海，一头扎进“满铁”事务所的资料室，匆匆翻阅近期送到的《编内参考》、《军情通报》等绝密资料。分析综合各种情报，中西功于11月下旬正式向组织报告了自己的判断：日本将于月底结束同美国的谈判，谈判最后期限一过，即11月30日后，日本必定进攻美军，并根据海军舰船航速和侵略者的惯用手法，预计进攻日期将在12月7日(西半球的星期日)。接获情报的吴纪光分析，日本将在12月8日向美国发动攻击，经过潘汉年同意，吴纪光将这个情报转给军统上海站。潜藏在这里的一个地下共产党员“21号”又将其转报军统总部，戴笠再转报美国驻重庆大使。……于是，这个准确预报日本袭击珍珠港时间的战略情报，就由中共情报组织通过国民党情报组织，转给美国情报组织!后来事实证明，中西功的判断准确无误，但由于美国对此情报未予重视，终于使驻珍珠港的美军几乎全军覆没。

     这件旷世奇功，中共方面一直深深隐藏。世间所知，只是军统如何获得日本奇袭珍珠港情报，转报美国……
     珍珠港事件后，中西功仍一如既往，利用一切机会收集、报告各种情报。
     1942年6月16日，中西功接到家中打来的电话，说东京 来了两位老朋友，请他回去一下。当他风尘仆仆赶回家时，即刻被捕。原来来人是东京 警视厅的“特高”，中西功身份暴露后，几天里有西里龙夫、尾崎庄太郎、白井行幸等20多位中共党员和同情者被捕，日本政府和军部都为此“中共谍报团案”的规模而震惊。
     中西功从上海被押到东京 后，受到严刑拷打，内脏出血不省人事，特高课头目怕失去口供又下令抢救。他始终不肯说出接头人，却坦然承认出于信仰向中共提供过情报。中西功被审时列举了掌握的大量国内数据，无可辩驳地说明了侵略战争持久的前景必然是经济崩溃和彻底战败。同时被捕的西里龙夫更以雄辩的教授式口才，把审讯室当成讲堂。警官们对此十分惊奇，又引出莫大兴趣，此后每天竟出现授课式的场面──被审者进入审讯室坐下便清清嗓子说：“今天，讲一下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日本的影响及未来……”“今天，讲一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审问者则像小学生一样洗耳恭听并写下几大厚本记录。那些警校毕业的高等生过去受的全是军国主义奴化教育，此时听到这些前所未闻的革命理论，再联系战事失利及国内饿怨载道的无情事实，在对过去的信条产生怀疑的同时，也对被审者有了些尊重。集体庭审时，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等又侃侃而谈，警视厅官员和看守们都愣着听讲，主审法官急忙窘迫地打断讲话说：“此处不是宣传共产主义的讲坛，今天闭庭。”
     经长期审讯，1944年秋日本法庭将中西功等人判了死刑。宣判书以惊叹的语言称：“彼等不怕牺牲，积极努力，用巧妙之手段，长期进行侦察活动，其于帝国圣业、国家安全、大东亚战争及友邦胜负，危害之大，令人战栗。”因特高课要留活口核对疑问，死刑暂未执行，翌年8月日本投降后，他们几个幸存者出狱，白井行幸等人为反法西斯战争献出生命，同文书院共青团支部书记安斋库治，战后成为日共领袖。
     战后，中西功拖着伤病之躯积极参加了日共重建，长期任神奈川县委员长(相当于省委书记)，还出版了回忆录《在中国革命风暴中》。据他的夫人回忆，1973年中西功患胃癌处于弥留之际，最后怀念的仍是在上海的斗争岁月，断续地说：“我真想去看看……看看那些街道，那些胜利的人们……他们有了自己的共和国……”
     中西功并非不爱自己的祖国，却认为只有使军国主义失败，并与中国友好，才能建设民主的新日本。在东京 法庭上，他反驳“叛国罪”的指控时说：“制止日本侵华战争，能使日华人民从毁灭性的灾难中解脱出来，实现日华和平和日华人民世代友好，这是两国人民的莫大幸福和根本利益所在。”正是出于这种理念，他与帝国主义间谍完全不同，提供情报完全出于信仰而从不要报酬，组织困难时还以个人积蓄倾囊相助。这种高尚的风格也证明，代表正义的先进思想具有强大的力量，“得道多助”恰恰由此得到生动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