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自己就出身法国穿袍贵族世家。大革命时期，他的家族作为革命对象吃尽苦头。托克维尔的外曾祖父马尔泽尔布是思想开明的法官，当过十多年的书报审查总监。他曾私下保护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免受查禁之祸，还冒险将书稿藏到自己家里。而在法国大革命恐怖时期，议会审判路易十六时，他挺身而出为落难的国王担任辩护律师。他慷慨留言：“我在国王面前为人民辩护，在人民面前为国王辩护!”最后他被送上了断头台。托克维尔的父母也被革命派逮捕入狱，判处死刑，如果不是随之发生了热月政变，可能早就人头落地。

但托克维尔在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时，并没有像一般的保守主义者那样抨击革命的血腥与暴力，而是难能可贵地对大革命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思考。

通过深入研究，他很快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下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革命的到来?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在后来成为大革命主要发源地的那些地方，恰恰是法国进步最明显的地方;相反对大革命的反抗最激烈持久的地方，则是旧制度保存得最完整的地方。以至于有人困惑地说，法国人的处境越好就越觉得无法忍受。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路易十六不是一个贪婪、昏庸的国王，他尊重公共舆论，鼓励发展经济，屡屡出台改革政策。他真心关爱穷苦百姓，增加基金用于在农村创办慈善工场，救济贫民。路易十六不放心将赈济贫民的部门交给大臣去管，有时自己亲自负责。1776年，当御前会议判定，国王猎物在王室管理地区毁坏农田，应付农民赔款，路易十六慷慨地站在农民一方，亲自撰写赔款的各项理由。

正如历史学家米涅所说，就路易十六的胸怀和品德来说，是最适合于他那个时代的。当人们对独断专制的政治体制不满时，他就自愿地放弃专制的做法;当人们对路易十五的荒淫挥霍感到愤恨时，他能够品行端方，生活俭朴。人们要求作一些必要的改革时，他也能够体察公众的需要并给予满足。在路易十六统治的后期，公共繁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尽管法国因为卷入北美战争而负债累累，但个人却依旧能继续发财致富，人民变得更加勤奋，更加富有事业心和创造性。

而就在路易十六的改革步步推进，到了“深水区”的时候，反而激化了矛盾，引来了革命的风暴。这完全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到来的革命。至于其中的原因，托克维尔意味深长地总结道：

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候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

托克维尔当然没有机会看到大革命后法国迁延一百余年的社会政治持续动荡，直到1958年的戴高乐“第五共和”才算是大体稳定下来，法国人民为此吃尽了苦头。但托克维尔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窥见到大革命过程中的暴力、血腥以及对个人权力的藐视，都源自“旧制度”多年“教导”的结果。“旧制度给大革命提供了它的许多形式，大革命只不过又加进了它的独特的残忍而已。”

法国的激进革命者希望推翻旧制度，建立一个理想的新制度，但事实上，旧制度下的很多规则、习俗和程序都没有被革除。大革命表面上是摧毁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但在托克维尔看来，官僚制度在大革命前已经开始，革命不仅没有打断这一过程，反而是以表面摧毁的方式最终完成了这一历史过程——几年过后，在1789年消失的、旧制度下的法律和政治惯例又出现了，就像一条河流悄然演变成暗河，流经之地没多远，暗流就又重新出现，然后用老水冲刷新鞋一样。

这是一条奇怪的历史曲线，学者朱学勤先生称之为“托克维尔曲线”。

遗憾的是，尽管中法两国的交往源远流长，此时的法国成为欧洲唯一一个同中国高层建立固定联系的国家，凡尔赛——北京轴心早已巩固成形，但托克维尔这本如此经典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也没能进入闭关锁国的大清王朝的视野，在最关键的时刻给沉醉昏睡的统治者们及时提供经验教训。

相反，路易十六的死讯，传回相隔一万六千里的遥远中国，在一位重要人物的心灵深处掀起了起伏跌宕的惊天狂澜，引来的完全是负面的影响和作用，甚至加速了大清王朝的衰落过程。

他就是正统治着清朝的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对法国并不陌生，与路易十六也可谓神交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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