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朱英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完全是倒果为因。辛亥革命虽然是一次以暴力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运动，但其使用暴力的范围及程度是非常有限的。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到1912年2月12日清廷宣布退位，仅仅在武汉、上海等少数地区发生了革命军与清军之间的战斗，而其他许多省区宣告独立，脱离清朝统治，并非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只是地方势力离弃清廷归附革命。这一情况表明，当时的清王朝已丧失人心，遭到历史的唾弃。换言之，清王朝在内忧外患的窘困中希望通过推行新政挽回人心，结果却不仅未能达到这一目的，反而人心更趋丧失，使自己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

改革应是“告别革命”的基本途径，新政的实施并不必然导致辛亥革命。《红楼梦》中曾有副对联云：“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这才是晚清新政失败的最准确原因。黄遵宪曾经对梁启超说：如果不早点改革，到时恐怕已经太晚。这一点不幸而被言中。

纵观晚清70多年历史，清王朝有很多改革自强的机会，但每当清王朝受到内外冲击时，尽管统治集团内部也会有一定震动，但只要还能控制局面时，最高统治集团总是不愿主动变革，总是缺少改革的自觉，即使有一定程度和范围的改革，也很快会被整个统治集团的专制政治惰性所淹没，改革自强的许多有利时机就这样被错失了，无论是洋务运动的“只补新而不除旧”，还是维新变法的救亡图存，莫不如此。甚至连孙中山也并非一开始就想干革命的，起初也是想方设法上书清政府，想走改良道路，只是在改良被拒、改革无门之后，他才立志走上革命之路。

俗话说：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19世纪末以来，失去多次改革机遇之后的清政府矛盾重重，积重难返，怨声载道，信誉全无。清王朝政治权威严重失落，已失去了改革的最佳时机，也失去了驾驭改革方向和步骤的能力。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发布诏书，宣布“仿行宪政”，将政治体制改革置于核心地位。这一剂猛药，不但打乱了清末新政改革计划，而且还诱发和激化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清末新政不仅难以推进，相反却激化了原有的矛盾，进而引起社会的极大动荡与混乱，最终直接加速了辛亥革命的爆发。

慈禧太后与路易十六导演的改革悲剧，完全如出一辙。古今中外推行民主政治的主要障碍，不在民智未开，而是官智未开。法国在资产阶级革命来临之前，政府也开始进行改革，但改革同样加速了自己统治的灭亡。改革培养了新兴的社会力量，使原有统治基础逐步解体。而一旦新兴社会力量并未成为自己新的统治基础，相反成为自己的对立面，政府就会陷入孤立，其统治地位也随之发生动摇。而恰在此时，旧制度的残余和旧势力的特权，较之往日更加百倍地引起人们憎恨，必欲彻底革除。政府如果不能满足这一愿望，或是等待观望，或者中途徘徊，或者百般推脱，必然会被日益失去耐性的人民无情抛弃。清末新政的历史结局，对路易十六如何招来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作了最充分的论证，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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