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1日，武昌起义爆发后，曾是立宪派的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立即通电各省，表达了支持革命的态度，认为新政已是“维新绝望，大陆将沉”。他还与黎元洪一起致电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表达了他们对于革命派的理解，“清廷违拂民意，靳宪不予，人民愤激，不得已起而革命”。

汤化龙、黎元洪等人是一批从晚清官员队伍中转变政治立场的代表，他们属于当时社会上和知识界的领军人物。他们主张通过渐进的社会改革，在开明专制条件下逐步建立起宪政体制，属于“进步的保守分子”。那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一大批被点燃改革热情的有识之士感到失望与不满，推动了立宪派向革命派的迅速转变呢?

其实，关于这场改革南辕北辙的恶果，晚清一位具有先见之明的“神人”，早有准确的预测。

他就是久历宦海、洞若观火的张人骏。

张人骏长期官居要职，曾先后出任广东巡抚、山西巡抚、河南巡抚和两广总督等职，对晚清政府的病灶可谓心知肚明。从一开始，他就对晚清新政这味“药方”多持否定，后来的历史证明，张人骏的许多洞见神乎其神，完全成为巫术式的咒语般应验了。比如，他认为推行新政会增加财政开支，势必加重对百姓的盘剥，“然民力竭矣，再加搜括，恐成土崩之祸”，不可收拾。

他认为有些新政措施，如编练新军、成立商会和选派留学等，未必对清皇朝有利，称“近日诸如练兵之派，王公铁良之查考，商部之欲派各省商局议员，此等举动，似又欲踵庚子已前之辙，殊不可解”。

他反对派员留学，认为将败坏人心，助长革命，声称：“所谓学成而返，好者不过目的、影响数百新名词，全无实际，否则革命、排满、自由而已。”

1907年，两江总督端方电告张人骏，通报革命党人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消息后，他大惊失色，随即在家书中凄惶地说：“安徽一案，连得端午桥(指端方——引者)来电，大致已悉。日日言维新，日日言游学，所获效验如此。”

张人骏咒符般的预言，绝非空穴来风，而是他作为体制中人的切肤之感。他不赞同新政，是他对各级官吏的昏庸贪婪所知太多。清末新政的范围很广，这些举措无不需款。于是各级官吏上下其手，巧立名目，大肆敲榨百姓，中饱私囊，民众苦不堪言。德国在华传教士卫理贤曾描述：“满洲贵族利用当时的混乱为自己谋利益，改革措施争相出台，可是钱花了一大把，却不见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这种状况又在全国内造成普遍的不满，为了对付一个接一个的改革法令，地方官员不得不在当地搜罗钱财。”

在朝廷，主持朝政的奕劻就是一个以贪赃枉法而着称的国之重臣。1903年，荣禄病死后，奕劻进入军机处任领班军机大臣，旋即又管理财政处，主持练兵处事务，集内外大权于一身。奕劻为人贪鄙，与其子载振、大臣那桐卖官鬻爵，被时人讥为“庆那公司”，可谓是无钱不要，无贿不收，官场腐败愈演愈烈。那桐曾负责监修某项工程，与他共事的同僚对公然收受贿赂尚有顾忌，那桐竟反加嘲讽，声称：“你是个大姑娘，贞节要紧，我则早非完璧，不在乎此矣!”

上梁不正下梁歪。晚清新政中，官吏们忙碌的往往不是千头万绪的改革事宜，而是买卖官职的生意，“在上者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坦然无可忌惮;在下者辇金载宝，钻营奔竞，恬然绝无羞耻”。据记载，当时的官场乃是“上以贿求之下，下以贿献之上”。清末新政中的腐败，已呈现出结构性腐败和整体性腐败的特征。清王朝的崩溃，就像一栋衰朽的大厦，即使没有外力，也会自己崩塌。难怪在武昌起义后，清廷行将崩溃时，隆裕太后面对众王公大臣哀叹：

“予三年中深居宫中，不预外事，一般亲贵，无一事不卖，无一缺不卖，卖来卖去，以致卖却祖宗江山。”言至此，失声大哭。

从晚清新政到辛亥革命，势行急速，犹如天崩地裂，江河倾泻，迸发出的新势能推动中国无可抵挡地向前，荡涤着一切旧有秩序的存在，虽至圣巨人恐怕也无能扭转，只好随斯前行。慈禧主导下的晚清新政，与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制度积聚太多的“负能量”，最后终于导致一场总爆发何其相似!这股强大势能积蓄和爆发的机理到底何在?

有学者说，辛亥首义只是由偶尔因素促成的，晚清新政正是让辛亥革命给搞糟了，搅黄了，否则中国不会陷入军阀混战，而会在晚清政府的主导下改良出一个“新中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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