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是人类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在国运角逐的接力赛场上，整个欧洲开始一路飞奔，远远地把封闭的中国甩在后面。环顾乾隆生活的那个时代，更是一个群星璀璨、伟人辈出的时代，罗伯斯庇尔、富兰克林、杰弗逊、华盛顿的出现都令整个世界为之一振，从西欧到北美掀起社会变革的狂飙。孟德斯鸠创立三权分立说，卢梭创立“天赋人权学说”，美国脱离英国独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没有帝王而由自由人民选举元首的国家，改天换地的政治变革引发的是史无前例的时代春潮……

面对断头台上路易十六的悲剧，乾隆皇帝本应有机会认真反思一番“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增大僵滞固化的大清朝社会变革的空间和动力。然而，事实刚好相反，诚如学者柏杨所说，正当欧洲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中国起自十四世纪的凶潮毒雾并没有衰退，它只是被清政府开疆拓土的万丈光芒的武功逼到一旁。一旦清政府的青春期一过，大黑暗的雾潮又将在台风眼四周滚动澎湃，反扑而至。整个中国社会，都被酱死在即将迈步前行的刹那。

大黑暗重临的按电钮人物，就是乾隆皇帝。他不但对欧洲先进的政治思想充耳不闻，相反却疯狂地发起扼杀思想的文字狱。他的帝国版图越来越大，人民的思想境界却越来越小，甚至变得可笑可怜。在国际风潮雷动、国运江河日下之际，满朝士大夫阶层还是鄙夷、仇夷。这些人对外来文化从来不屑一顾。他们孤陋寡闻，夜郎自大，擅长舞文弄墨，高谈阔论，对西方的“奇技淫巧”往往嗤之以鼻。从皇帝大臣到街头小贩坚定地认为，以牛奶为饮食的红毛巨鼻的西洋人，肯定有犬羊的本质。这样低劣的民族，值得我物华天宝的“天朝大国”去学习吗?

乾隆皇帝留下的，是一份带毒的政治遗产。大清朝沿着这条势能巨大的政治轨道，不可逆转地滑向穷途末路。更令人惊叹的是，真所谓“天道好还”，到了晚清末年，慈禧太后重蹈覆辙，走过一条极其类似路易十六的改革之路，重画了一条“托克维尔曲线”。迟到的改革，居然再一次演变成为可怕的送葬。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里那些富有先见之明的预言，成为大清王朝的一幅临终速写。中法两个国家斩不断理还乱的命运，出现惊人一致的重合过程。

1900年8月15日，北京的德胜门，大清皇家军队凯旋入城的胜利之门，一身农妇打扮的慈禧太后带领一帮蓬头垢面的王公贵族，丢魂落魄地奔逃往西安。他们身后是火光冲天血流成河的皇城北京。昔日君临天下的紫禁城，此时已沦为八国联军烧杀抢掠的人间地狱，远远传来的隆隆炮声依然令人心惊肉跳，胆寒不已。

雨天的官道泥泞不堪，慈禧一行饥寒交迫，狼狈不堪。慈禧后来向臣下描述旅途辛苦说：

连日奔走，又不得饮食，既冷且饿。途中口渴，命太监取水，有井矣而无汲器，或井内存有人头，不得已，采秫粃秆与皇帝共嚼。略得浆汁，即以解渴。昨夜我与皇帝仅得一板凳，相与贴背共坐，仰望达旦，晓间寒气凛冽，森森如毛发，殊不可耐。

这样的惨痛的经历，终于促使顽固不化的慈禧开始有了一些觉悟反省。西逃途中，她曾说：“我总是当家负责的人，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人民。满腔心思，更向何处诉说呢?”她指示光绪发表了一道“倡议直言”的诏书，其中竟然说道：“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

1898年9月21日，慈禧亲自指挥镇压戊戌变法，杀气腾腾地质问光绪皇帝：“变法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汝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聩至此?”前后对照，如果不是白纸黑字，谁能想到先前拼死维护“祖宗大法”的慈禧，现在居然沉痛地道出“误中在一私字”这样类似自我检讨的话来?

古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从中可以看出慈禧历经巨痛，其卧薪尝胆、变法自强之紧迫决心。

为了应对庚子政局的困境，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上谕，表示清政府应顺应形势，“极意维新”。慈禧太后被迫推动了晚清的体制改革，“清末新政”由此正式拉开了帷幕。从1902年慈禧太后回到北京之时到1908年11月她去世为止，她下令进行许多项意义深远的改革，在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政内容涉及编练新军、筹饷，废科举、兴学堂，改革官制、整顿吏治，振兴商力、奖励实业等方面。一场晚清政府自上而下为自救而发动的改革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奇怪悖论出现了——

清政府推行教育改革，本想造就“尊崇孔教，爱戴大清国”的人，却出现了一个不同于传统士类的知识分子群体，大多奔向立宪和革命，成了王朝的掘墓人;清政府扩编新军，原本是要以此弹压各种可能出现的变乱，却又给革命党人在各省以发展革命势力的机会，新军极大多数成了王朝的“叛兵”;清政府奖励实业，原想借此以摆脱严重的财政危机，却导致了资产阶级利益、知识分子利益与专制制度的冲突越来越大。所有这一切，都迅速滑向了清政府意愿的反面。

晚清新政的主要目的是对抗革命，但新政的主要功能却是引来了革命。

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汤化龙、黎元洪等人的集体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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