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两国的高层交往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皇帝和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四是同一时期的伟大君主，他们都凭借雄才大略使自己的国家盛大极一时，当时的大清称雄亚洲，法国则成为当之无愧的欧洲中心。为了打通中国这个强大而神秘的国度，路易十四派出了精心挑选的科学传教团。

法国科学传教团的到来，深得热爱西学的康熙皇帝之喜爱。他在紫禁城亲切接见来自法国的“国王数学家”洪若翰、张诚、白晋、刘应等五位耶稣会传教士，为洋教师们在宫廷提供专门的房间，提供一切必需品，甚至在外出巡视时，康熙也常常带上教士，同住一顶帐篷，同吃一桌饭菜，解衣推食，不嫌琐屑。

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年)，又作白进，字明远。1656年7月18日生于法国勒芒市。年轻时即入耶稣会学校就读，接受了包括神学、语言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全面教育，尤其对数学和物理学兴趣浓厚。于清康熙二十六年来到中国，是一位对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作出卓越贡献的人物。

路易十四派遣耶稣会神父白晋等人作为亲善特使到中国，原意是希望说服康熙皇帝信奉天主教，用宗教征服康熙，进而征服整个中国乃至于东方。谁曾想，白晋不仅没有说服康熙皇帝成为上帝的“粉丝”，自己反而率先成了康熙的粉丝，他对康熙人格魅力的崇拜远远超过了对路易十四的敬仰。白晋在自己的着作《康熙帝传》中描述了中国的强盛富饶和康熙皇帝的不同凡响，令自命不凡的路易十四一下子五体投地，对这位东方的伟大君王产生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由衷崇敬之情。

法国科学传教团的到来，使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国家开始有了相互交往，用路易十四的话来说就是：建立了凡尔赛——北京轴心。1765年(乾隆三十年)，路易十四的继承人路易十五向中国派出两位特使。路易十五特使的到来，使得凡尔赛——北京轴心进一步巩固。

白晋

一生对祖父康熙深为敬重的乾隆皇帝，延续了对法国的友好感情。他不仅与法国神父保持密切的交往，而且也非常重视同法国的关系。清朝皇宫用来装饰皇帝房间的机器、工具、珠宝或其他珍贵的东西，要么是法国的军械，要么是出自某些法国工匠之手，就连乾隆皇帝阅兵时士兵佩刀的刀身也是“法国制造”。而乾隆时期大量烧造的珐琅彩瓷器，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法之间来往的频繁。

对法国产生浓厚兴趣的乾隆皇帝，决定效法祖父康熙，派遣一个外交使团到法国去会见路易十六国王，这不但是对路易十五遣使的回访，也是进一步加强两国交往的举措。

正当双方都为这次重要的外交访问紧锣密鼓地作着准备之时，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爆发了!转眼之间，曾经与爱新觉罗家族有着几代人友好交往的法国皇室，居然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路易十六不仅自己身首异处，连皇后、皇子也血洒断头台。巴黎街头这种大逆不道的“谋反篡逆”行为，对乾隆来说，完全就是不可饶恕的犯上作乱“奸臣弑君”。路易十六身死国亡的悲剧下场，在乾隆皇帝内心所激起的恐怕绝不仅仅是兔死狐悲的哀伤，更多的是对于民众反抗怒火的恐怖警惕。

当时大清朝已如落日余晖，暗流涌动，所谓的康乾盛世已进入绝唱的尾声。社会矛盾和危机越积越深，川陕白莲教焚香起兵，无业之民如飞蛾般铺天盖地地起义响应，势遂大炽。而乾隆皇帝却没有从正面吸取路易十六的悲剧教训，而是从反面得到一个最大的启迪：用更加强硬的铁腕手段，加强对民众的控制，把任何胆敢反抗的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顽固自负的老皇帝此时尽管早已昏迈自闭，然而他依然如同一头衰病残疾却顽固异常的老牛，拉着大清朝这架沉重的破车，步履艰难地迈向完全错误的另一个方向。也许，他认为路易十六对“暴民”们的优柔寡断正是自取其祸的根由，乾隆的杀手锏则是以血还血，以暴制暴，尤其是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对白莲教的大搜捕最为突出。千千万万的酷吏贪官趁此机会，高喊捉拿白莲教，对老百姓实行有计划的敲诈勒索。稍微有点家底的家族，在冤狱之下几乎全部破产。人民要么在酷刑之下屈打成招，冤死九泉，要么只能奋起抗暴，殊死一搏。正是由于对白莲教的大搜捕，导致官逼民反，天地会、苗民烽烟四起，令清政府疲于奔命。也正是同白莲教的战事，开启了清朝衰落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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