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时的清王朝来说，令他们多少有些安慰的是，当其他属国纷纷弃之而去的时候，朝鲜这个北方属国，至少看起来还保持着与清朝相当稳定的关系。虽然清朝在英国的炮舰之下被迫打开大门，并被迫与列强相继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而也不得不进入条约体制，但同时与朝鲜的这种宗藩体制却仍然保留着。对清政府来说，朝鲜不仅是重要的朝贡国，而且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是中国北部的一个重要屏障。在一定程度上隔离了来自日本和俄罗斯的威胁，清政府无论如何不能掉以轻心。

早在中法战争爆发之前，清廷内部已有相当一部分人充分意识到中国真正的危机并不来自边远的南方，清政府所面对的真正威胁，除了国内的骚乱以外，主要来自毗邻京畿的北方，中国如果丧失对朝鲜半岛的宗主权，将会失去京畿的重要屏障。因此，包括恭亲王奕訢及李鸿章在内的许多满汉大臣真正关切的是京畿周边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和平。为了保护朝鲜以屏御将入侵中国东北之敌，总署理衙门建议，把与朝鲜公牍往来中涉及洋务者，从原来的礼部管辖，改为由李鸿章及出使日本大臣直接与朝鲜通递文函、相机开导，并将结果报告总理衙门。这样，李鸿章就成为中国政府处理朝鲜事务的主要负责人。

动摇的“藩属”

在北方，大清王朝日益感觉到了来自日本的威胁。1868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倒幕废藩”，开始走向强盛。日本崛起后，首先破除了朝鲜与琉球的宗藩关系，并在一天之内将琉球王国吞并。

介于中日两国之间的琉球群岛，在历史上与两国都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7世纪后，琉球同时向中日两国朝贡。“至清末，日本将琉球置于萨摩藩属下，清廷未予过问，默认为‘两属’。”王芸生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中说。然而，随着明治维新的开展，日本国力强盛，遂开始觊觎琉球王国，试图强制让琉球成为日本的藩国。1875年，日本强行把琉球并入自己的领土，引来大清国抗议。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改名为冲绳县。李鸿章《复何如璋书》里说：“以威力相角，争区区小国之贡，非惟不暇，亦且无谓。”

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进行了国政改革，统一对外事务于政府。他们当时就曾试探地接触朝鲜，但是第一次的接触并不愉快。当时日本派特使带了一封文书到达朝鲜，这封读起来语气比较诚恳的信，表示希望与朝鲜“大修邻好”“是我皇上之诚意也”。但是信里的“皇上”字眼触怒了朝鲜政府。“守旧的朝鲜政府，以日本文书中‘皇上’字样，违背旧例。朝鲜统治者以为除大清国皇帝外，不复知有‘皇上’，拒绝接受此项文书，也不接待来使。”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中说。日本不甘心，两年后，又派特使到朝鲜，“再请通使”，又被拒绝。朝鲜的冷淡使正在凝聚力量的日本甚为不满。

1875年9月20日，日本海军少佐井上良馨乘“云扬号”军舰，到朝鲜江华岛附近测量海口，和朝鲜方面形成纠纷。日本方面深知，要解决与朝鲜的纠纷，首先要面对的是大清王朝。于是1876年1月，森有礼作为“特命全权公使”，前来清朝交涉，也是想借机了解清朝对朝鲜的态度。森有礼到总理衙门拜见恭亲王奕訢，而总理衙门在给其书面答复中称：“朝鲜虽隶中国藩服，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今日本国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

单有总理衙门的这番话并不能让森有礼安心，他后来在拜访李鸿章时，又再次询问清朝与朝鲜的关系。李鸿章答：“高丽奉正朔，如保不算属国?……高丽属中国几千年，何人不知?……邦字指高丽诸国，此是外藩，为外属，钱粮政事向归本国经理，历来如此，不始自本朝。如何说不算属国?”——李鸿章一方面强调朝鲜仍是“属国”，另一方面又再次重申“钱粮政事”等由朝鲜自己处理。此番问答，显示清朝方面仍以中国传统的宗藩观念为根据，认为中国与朝鲜的宗属关系只要得到名义上的承认即可，不需要用条约加以固定。不得不说，这个观念在当时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彼时国际社会也开始学会用条约来规定并约束彼此关系。此体制下的朝鲜是否是真正的独立国或从属国的问题，在对外交涉上一直成为争论的问题。

“清廷既不肯为朝日关系居间，又不能阻止日本向朝鲜提出交涉，在逻辑上只有让朝日实行直接交涉。”王芸生后来评价说。经过一番交涉谈判，1876年2月26日，朝鲜与日本签订了《朝日修好条约》，史称《江华条约》。双方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互派使节。除此之外，朝鲜还同意向日本开放三个通商口岸，日本在这些口岸享有领事裁判权。

放宽历史的视野来看，《江华条约》的签订，对于清朝而言，它对未来局势最大的隐患并不在于日本通过建交而可以名正言顺地使自己的势力渗入，而在于朝日双方对彼此政治主体资格的认定。《江华条约》第一款开篇就写明：“朝鲜国乃自主之邦，拥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这实际意味着宣告朝鲜对中国在形式上的“藩属关系”至此废除。日本借此具有近代意义的国际条约，强化朝鲜“独立政治主体”的地位，而借此排挤清朝的影响。

但是，对清朝的统治者来说，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仍然坚信自己作为“宗主国”地位不可撼动。所以《江华条约》的签订也并没有遭遇来自清朝的阻力。梁启超后来在《李鸿章传》当中，重提此事，并痛心地说：“中日之战，起于朝鲜，推原祸始，不得不谓李鸿章外交遗恨也。”康有为弟子罗惇融在《中日兵事本末》一书也提到，后来日舰在仁川一带测量朝鲜海岸，“中国视之漠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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