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当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逃回日本、报告了事变经过之后，日方决定以保护侨民的名义派兵朝鲜。8月12日，花房义质回到汉城，并带来了1500名日军和4艘军舰，要求朝鲜赔偿损失。兵变平息之后，日本与朝鲜政府签订《济物浦条约》。除了要求朝鲜赔偿之外，还要求朝鲜允许日本派1000名警卫驻扎朝鲜，保护日本侨民和公使馆。而清国对此十分警觉，又急速从本土增调3000人的兵力开进朝鲜，向日本施压。因此清、日两国皆驻军汉城，形成对峙局面——现在看来，在“壬午兵变”中，清朝在军事上是成功的，但在外交上却颇为失分。

在派往朝鲜的清军阵营中，有一位年仅23岁的青年军官，他便是后来权倾一时的袁世凯。一年前，参加乡试不中的袁世凯，前往登州投奔驻防当地的淮军将领吴长庆。1882年为乡试年，袁世凯本欲应举，但是朝鲜突发的这场事变，不但打乱了他的计划，而且自此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跟随吴长庆的部队东渡朝鲜的袁世凯，在平定战乱过程中表现突出。当时也是他协助吴长庆诱捕了大院君。事件平息之后，吴长庆在给清廷的呈报中特别表扬了袁世凯，说他“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事后论功行赏，袁世凯被授予五品同知官衔。“壬午兵变”后，朝鲜王室重新编练新军，袁世凯因在平息事变中表现突出，也受到王室器重。当年23岁的袁世凯则以帮办朝鲜军务身份驻扎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开启了袁世凯练兵的先河。

三日政权

“壬午兵变”平定后，闵妃在清军护卫下回到汉城，朝鲜政府再次改组，闵妃集团重新掌握朝鲜政权。在清军的帮助下，朝鲜政局动荡一时平定下来，但表面的平静背后，又暗暗酝酿着下一轮的不安。

“壬午兵变”之后，朝鲜王室对清廷的向心力大大增强，请求清军帮助善后，清政府借机对朝鲜实行了全面控制。平乱的庆军六营全部留驻朝鲜，并帮助朝鲜训练新军，在军事上加强了介入。此外，由清朝推荐的马建常、穆麟德代理朝鲜海关，朝鲜的海关和外交事务实质掌握在清廷手中。最重要的是，李鸿章为确定中朝关系，于1882年10月订立中朝贸易章程，在其序言内声明：“此次所订水陆贸易章程系中国优待属邦之意，不在各与国一体均沾之列。”这显然是再次强调清朝与朝鲜的特殊关系。缔约后，清朝派商务委员陈对棠驻朝鲜，李鸿章希望通过这种缔结条约的方式，在国际社会中确立中朝宗藩关系的地位。

当时清廷内部还出现了另一种声音。梁启超后来在《李鸿章传》里提到，1880年，清朝驻日本使节何如璋给总理衙门写信，要求主持朝鲜外交，称中国应当在朝鲜设立专门的办事大臣。李鸿章说如果在暗地里对朝鲜进行秘密保护，还是在能力范围内的。“倘显然代谋，在朝鲜未必尽听吾言，而各国或将唯我是问，他日势成骑虎，深恐弹丸未易脱手云云”，担心朝鲜问题处理不好成了麻烦。“壬午兵变”之后，张謇甚至主张改朝鲜为郡县，或置监国，或置重兵，改革朝鲜内政;翰林院张佩伦请征朝鲜，派员管理朝鲜的外交……但这些相对激进的主张都未被李鸿章采纳。平心而论，当时的清朝其实也早不具备这种实力了。

因为“壬午兵变”中造成日本平民的死亡，事变后，朝鲜国王派遣几位代表前往日本表示谢罪，担任全权特使的叫金玉均。金玉均出身朝鲜没落贵族家庭，金玉均认为，要挽救国家和民族危如累卵的局面，要实现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的夙愿，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在这方面，日本的“明治维新”对金玉均影响最大。金玉均在日本拜维新派思想家福泽谕吉为师，一心想在朝鲜发动一次明治维新式的改革。回到朝鲜后，他与一些志同道合者结成开化党，开化党以青年贵族为主。

1882年的“壬午兵变”令金玉均产生强烈的反清情绪，他曾对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表示：“清国对大院君实施绑架和以后对他的处理对朝鲜来说是国耻。”因此，他的开化党主张“外结日本，内行改革，联日排清，脱离中国，宣布朝鲜独立，实行君主立宪”。他们寄希望于借助日本的支持以扩张政治势力，实现一场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改革。

“开化党”们经过几次密谋，决定采用非常规手段，推翻守旧派政权。1884年8月，中法战争爆发，清军节节败退，其在朝鲜的威信急剧下降。同时，清廷为了应付与法国的战局，将原先驻扎朝鲜的3000名军队调动一半到华南前线。金玉均等开化党人认为时机已到。

1884年12月4日，“开化派”借京城邮政总局新厦落成时，发动政变，金玉均趁乱将国王李熙迁入景佑宫。与此同时，开化党人在宫外放火制造骚乱，金玉均趁机“建议”李熙请日军来保护。惊恐不定的高宗表示同意，用铅笔写“日使来卫”四字。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便以此为由，率领200多名日军赶到王宫，与开化党的50名士官生徒一同，把高宗所在的景佑宫内外围得严严实实，一些守旧派大臣被开化党刺客杀死。

这就是著名的“甲申政变”。政变一时取得成功，开化党组成的新内阁，并在12月6日，对外宣布十四条政纲。其中第一条就要求清政府早日释放大院君回国，并且明确提出要脱离与清国的宗属国关系，建立独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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