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是在第二天才得知政变确切消息的。鉴于袁世凯在整饬军纪、训练新军中的出色表现，1884年春吴长庆奉调回国之际，保举袁世凯来负责留驻朝鲜庆字营。袁世凯借助这个平台，很快与国王和当朝主政的“东道西器”派大臣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由于有了这层关系，袁世凯的沟通能力和对朝鲜政府的影响，反而高于清廷的外交代表。为此，他又受到北洋大臣、负责外交事务的清朝重臣李鸿章的器重。

因为顾忌到宫中还有日本军队，袁世凯开始还较为谨慎，不敢擅自行动。不久，未遭开化党清洗的中间派大臣金允植、南廷哲等纷纷跑到清军大营，“痛哭乞师”，要求出兵。袁世凯也在众人犹豫不决的情况下，果断决定率清军入宫镇压开化党。为了打消众人的疑虑，袁世凯承诺“如果因为挑起争端而获罪，由我一人承当，决不牵连诸位”。

12月6日，袁世凯、吴兆有、张光前等率领1500多名清军，同拥护国王的朝鲜军队一道进入王宫，击败开化党人和日军，将李熙解救。随后，高宗李熙在清军保护下入宫。由于开化党人严重脱离群众，所以金玉均发动政变时，汉城市民都认为开化党勾结日本人挟持国王，夺取国家政权，因而当时反日情绪空前强烈，汉城市民纷纷聚集起来，围攻日本公使馆，300多名日本侨民也遭到市民的追杀，涌入公使馆内。日本驻朝鲜公使竹添进一郎自焚公使馆，率部逃亡仁川的日本领事馆。金玉均的政权仅存在3天，便告流产。

危机潜伏

在平息政变过程中，汉城发生了朝鲜人和日本人互相残杀的事件。步兵大尉矶林真三以下40名日本人在这次政变中被杀死。所以事件平息之后，日本开始同清朝交涉。当时正忙于中法战争的清廷，为了避免腹背受敌，以集中力量对付法国，决定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1884年12月15日，清政府指示李鸿章：“目前办法，总以定乱为主，切勿与日人生衅。”

1885年2月底，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启程来北京，与清政府交涉。经过两个多月的谈判，4月18日，清政府与日本签署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主要内容如下：

1.清、日两国驻朝鲜军队自签约起4个月内各自撤回;

2.事后清、日两国均不派员到朝鲜充当军事教官;

3.朝鲜若有变乱或者重大事件，清、日两国如果其中一国要派兵入朝，应先行文知照对方。

李鸿章当时之所以同意撤兵，一是因清朝彼时正在越南用兵，二是他认为派兵驻朝鲜是为了防日，日本既已撤兵，中国已经没有留兵的必要。对于局势，李鸿章还比较乐观：“以后彼此照约撤兵，永息争端。”

但是，《天津条约》在事实上第一次确立了日本在朝鲜同清朝对等的地位，也使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先前由中国独享的宗主国权利，改由中日两国分享，日本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利。尤其是第三条，如果朝鲜发生事变，中日两国想要派兵前往，必须互相通知照会，梁启超后来是这样评价的：“《天津条约》说明中国对于朝鲜之权利义务与日本平等，中国既可目朝鲜为我属国，则日本亦可目朝鲜为彼属国也。”“于是朝鲜又似为中日两邦共同保护之国，名实离奇，不可思议。”为10年后清日两国出兵朝鲜提供了合理性，也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伏笔。后来两国各执一词，纠缠不清，终于酿成了战争。这在后来被公认为是清朝外交政策的一次巨大失败。

值得一提的是，1885年的天津谈判，是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第一次会面。时年62岁的李鸿章在见了比自己小18岁的伊藤博文之后，禁不住大赞对方是治国之才，并意识到未来日本将是中国最强劲的对手。“该使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摹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意于通商、睦邻、富民、强兵诸政，不欲轻言战事，并吞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果然一语成谶。10年后，李鸿章东渡日本收拾甲午战争残局——签订《马关条约》，而坐在他对面的，正是老朋友+老对手的伊藤博文。

甲申政变失败后，开化党人遭到了朝鲜政府最残酷的处罚。金玉均虽侥幸逃脱，但作为“逆贼”之首，其家属无论男女老幼都被连坐处死，其他开化党人及其家眷也多被处决。与此相反，这场政变最大的“赢家”是袁世凯。当时正被中法战争搞得焦头烂额的清廷与北洋大臣李鸿章，接到甲申政变、清军卷入的消息时，十分震惊。不过还没有想好对策之时，又得知清军已及时平叛，而没用国内派一船一舰、添一兵一卒时，清廷和李鸿章实在是大喜过望。李鸿章对袁世凯的好印象再加一重。

另一方面，清廷在朝鲜的身份也日渐尴尬甚至遭遇挑战。在朝鲜，清廷自认为是“天朝上国”，不屑于与属国互派使节，因为互派使节就意味着关系平等，有违“天朝”的体制，只派陈树棠以“总办朝鲜商务委员”名义驻汉城，监管朝鲜之商务和外交。但是这种与国际公法有落差的做法，也不为驻汉城的其他列强诸国使节所接受，否则等于他们也承认清廷是高其上等的“上国”。所以他们经常借口所谓“商务委员”充其量是个商务代表之类的角色，不具有全权使节的地位，在外交场合往往故意轻视清使，以此贬辱清廷。

《天津条约》签订后，按照双方约定，清朝开始从朝鲜撤军，吴兆有、张光前、袁世凯三个带兵官员也都离开朝鲜。只有商务委员陈树棠留下。当时朝鲜情况甚为复杂，清廷既不肯放弃对朝鲜的宗属关系，对朝鲜的内政外交都要干涉过问，这种局面显然不是一般人所能应对的。经过一番考虑，李鸿章向总理衙门提议由袁世凯接替陈树棠。因为在朝鲜的一些行为遭到同僚攻击，袁世凯在1885年初归国后便赋闲在家，以避攻击。没想到，更大的责任很快落到他身上来。1885年10月，李鸿章命袁世凯护送大院君回朝鲜。年仅26岁的袁世凯被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位同三品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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