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枪响。辛亥革命拉开序幕。

1912年2月12日，中国最后一位皇帝——宣统皇帝下诏退位。千年君主专制制度，就此瓦解。

仅仅4个月零2天，历史转折。这当然是伟大的时刻。

重要的历史时刻，是由那些重要的人物创造出来的。本刊辛亥革命100周年系列报道，即着意去寻找并发现那些创造历史，并影响至今的人物。

显然，袁世凯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关键人物。

多数史料记载，袁世凯被清廷重新启用，以镇压武昌起义之际，袁提出六款要求：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武昌起义诸人;四、解除党禁;五、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须给予充足的军费。——虽然，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袁是否真的提出这六款要求尚有争议，但他的目标是明确的：保留清廷，君主立宪。

但是，这不是革命党的选择，更不是另外一位伟大人物孙中山的目标。袁世凯派出的议和谈判代表唐绍仪密电北京：到沪后，民军坚持共和，竟致无从讨论。君主立宪还是共和，是辛亥革命后可能完全不同的走向。在当时中国南北对峙处于战争的境况下，它最可能发展的方向是“以战而定制度”。但凡袁世凯效仿他的前辈曾国藩而一意捍卫清廷，制度选择最终将付出无数中国人的生命为代价。这才是真正的国家的悲剧。无论我们最终如何评价袁世凯，但是他设法避免了战争，避免了制度更张时刻人民生命与社会财富的损失，最终以平和的方式，迫使清帝逊位。

只是，袁世凯后来权欲过于膨胀，竟重新称帝。反差之下，我们容易忽视他当时的价值。

如何理解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100年过后，或许我们可以建立更具容量的现代化中国发生史的坐标来重新审视。在这个结构下，袁世凯及他那个时代杰出之士的贤与不肖，我们将可以将其放诸现代化复杂的中国进程来观照。

简言，清政府在经历甲午战争与八国联军入侵两场战争后，财政已经破产，国家运转的维系竟只能畸形地靠举借外债。清亡已是事实，只是它需要一个契机而已。武昌起义，正是推倒清廷的决定性时刻。清亡之后，中国往何处去?这是那个时代中国人尤其是精英必须面对、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未来将会选择什么样的政治道路，刻不容缓。但是，我们需知，以现代化的历史潮流看，政治制度固然非常重要，也只是现代化首当其冲的一个链环而已。并非政制但变，社会即刻昌盛。

清亡，共和。我们的制度选择迅速，而新制度的适应性调整，却需时日。而且，更关键的是，这个时刻中国整体的政治格局，并未发生决定性变化。曾经是清政府举债度日，而后来无论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还是袁世凯的政府，仍须一秉前规，举债维系。国家与社会整体性的进步，远不会如政制选择那么单纯，只是它更容易被忽略。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现代化走向确实是3000年未有之变局，它需要杰出之士，更需要时间成本。

有100年的时间，足够可以拉开时间与空间距离，让我们更公允地回看那段历史。中国如何另开新面，是100年前那代人的挑战，同样是当代人的挑战。

所以，知史需有襟怀，如此方可鉴未来。

辛亥年间的中国政治格局

袁总统之为人，意志镇静，能御变故，其一长也。经验丰富，周悉情伪，其长二也。见识闳远，有容纳之量，其长三也。强干奋发，勤于治事，其四长也。拔擢材能，常有破格之举，能尽其死力，其五长也。有此五长，而乃善日少而恶日多者，一由知识之不能与新社会相接，一由公心太少而自扶植势力之意太多。综言之，则新知识与道德之不备而已。故不能利用其长于极善之域，而反以济恶。既自顾手执政权者十余年，天下之大，变故之繁，无不为其牢笼而宰御，则益骄视一切，以为天下事不过如此，于是其手段日以老辣，其执行益以勇往，乃至举中国之人物为供奔走，尽中国国家之所有供其政治演剧之材料。某今敢断言，长此不变以终古。袁总统者，在世界历史上虽永不失为中国怪杰，而在吾民国历史上，终将为亡国之罪魁。——记者黄远庸(1884～1915)

头等车内仅三数人，予觅一近暖气处坐定。旋来一人，衣素服，发毛鬓鬓，随从甚多，坐处与余相对。见其仆辈置似新闻类一束于其旁，其人遂翻阅，两点二十五分，车过丰台，阅有四十分钟，其人端坐未行动。旋有仆人又置似酒类一樽于几上，车上之仆均事之甚谨。余察其人举动，异于常人，以英语询车中检票人，知为清国军机大臣袁世凯。四点三十分，车至老龙头，袁下车，即乘一华丽马车往西去。

被清朝免官“回籍养疴”第二天，袁世凯反常地由北京去到天津，而不是回到原籍。英国人海鲁记录下了这段当时他与袁同行去津的行程。袁的家眷亦于同日抵到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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