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当时着实仓皇。一天之间，带着10房夫人无数子女悉数由京至津，确算逃命了。

选择去天津，住进英租界的利顺德饭店，对于袁世凯，是准备若再有变故，可由此亡命日本避祸——大儿子袁克定在获知父亲被罢诏书后，判断是：“这是要像尔朱荣那样被杀的!”袁世凯当然恐惧。但是，袁一手扶植、并继任他的直隶总督杨士骧却拒绝了他。杨只是让自己的儿子去见袁，然后再传话说：“他本是奉旨回籍，怎么可以来这里!他要是赖着不走，我只有报告朝廷了。”对于袁，这又是一道羞辱。

在袁世凯跑路去天津的时候，他的军机处同事、军机大臣世续去袁家慰抚他，看门人说袁病了不让进门。世续不客气，硬闯袁宅。看门人无奈，说了实话。世续大惊说：这才真是加速大祸临头呢!赶紧用电话催促袁世凯回朝，并说再无追加严惩之后命。这样，惊魂稍定的袁世凯率领一个庞大家属群，又于次日返京。

权倾朝野如袁世凯，顷刻间却觉命将不保，这只是他自己想象的恐惧?未必。当光绪与慈禧辞世之后，袁必有大祸，即为其时清一朝官员的广泛传言。据说，有一天袁退朝稍迟，即有传说他被杖毙，与袁有关系的人，都赶到袁府探问——“北洋公所车马络绎不绝。”稍后，袁世凯回到家中，误会方释，大家才各自散去。

袁世凯之祸，那只被等待掉下来的“鞋子”，终于掉了下来。1909年1月2日，袁被罢官。

避祸之道

袁世凯的这场灾祸，1898年因出卖光绪皇帝，即已种下。这是袁世凯一直的隐忧，即使在他“吏、户、兵、工四部之权，一人总摄”之际，仍未敢忘怀，他在给其兄袁世勋的信中说：“朝中公正老臣都已谢世，朝政尽入贵胄之手，弟此次得跻高位者，赖有太后之宠眷耳。然而慈宫春秋已迈，犹如风中之烛，一旦冰山崩，皇上独断朝政，岂肯忘怀昔日之仇，则弟之位置必不保。”

此等情势之下，袁如何避祸自保?当是理解他行为逻辑的一个隐性线索。

种祸10年之后，1908年袁世凯50岁生日，慈禧念其前情，赏赐他无量寿佛、金佛各二尊……这场祝寿会由此轰轰烈烈。据当时报纸报道：袁世凯共收到寿联500余副，寿屏120余堂，全部用泥金笺，没有用红蜡纸者。一时之间，北京、天津、保定三地的泥金笺、寿屏售卖一空。不过，福祸同行，寿会弄大了，御史参奏袁以做寿为名，广揽财物，结党营私。反过来，慈禧又招袁世凯来严加训斥，袁受惊不小，谢罪出宫时，“惊惶失足，从殿阶坠地，跌伤右腿”。——后来，“足疾”，正是将他开缺的说辞。

袁世凯的寿宴结束不足两个月，光绪与慈禧先后辞世。摄政王载沣系光绪皇帝之弟，袁世凯延搁10年的灾祸，势将爆发。这个时候，袁有无底牌可自保?似乎有。

清朝新一任宣统皇帝登基之日(1908年12月2日)，清朝的秘密使节团由唐绍仪率领已去到美国。唐绍仪看上去的任务是与美国协调退还庚子赔款的具体办法，以及协助币制改革的一笔借款等，但他真实的使命却是希望与美国、德国接洽一个三国协约以保持中国的完整。这个计划，两年前由德国提出。

简单地看，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帝国主义列强争夺势力范围之际。当时的清朝廷的策略是“以夷制夷”——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来形成制约与平衡。列强之一的德国提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呢?生长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之子李约翰，在其专著《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中描述：“德皇于1906年向中国驻柏林公使提出中国、德国和美国缔结一个新的三国同盟或谅解的可能，英国、俄国得加入这个同盟或谅解。这样一个国际阵营的重新安排会使得法国在欧洲和日本在亚洲保持安静，因此它具有双重目标：维持法德之间的现状和阻止中国被瓜分。第二个目标正符合美国和中国的政策。”

德国的这一计划，按李约翰的解释：“法德在世界政治中夺取领导地位的斗争以一个极有意义的方式影响了远东。”欧洲国家间的争霸竞赛，引发了德国这一创想。两年后，在军机大臣张之洞与袁世凯的鼓动下，清朝廷接受了这一计划，并开始准备实施。这个三国同盟，当然是基于清朝“国家利益”的一种选择，但于竭力促成此事的袁世凯，“他曾许下诺言说唐绍仪能够从美国获得足够的支持来抵制日本在满洲的侵略”。慈禧辞世，光绪之弟的报复将至，袁的性命有虞，这个时候他的亲信唐绍仪率团去美国——这当然是他手里最重要的自保底牌，《清帝逊位与列强》一书说袁，“正在因为唐绍仪赴美之行预料可以成功而暂保他的官职”。

从德国人提出计划到中国清朝廷的行动，整整两年时间，太长了!在唐赴美之际，日本人已经完成与美国的“罗脱-高平换文”，将法国与日本排除在外的德国计划，已被瓦解。这一结果意味着，袁世凯手里最后一张牌业已失效，“袁的命运再没有什么可以挽救，使他不致遭受光绪之后和光绪之弟的报复了”。

之后，没有意外，袁世凯被罢官，仓皇逃至天津，然后惴惴不安回到河南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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