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日俄战争之后，形势迅速逆转，日俄两国为平分中国东北，防止英美染指，竟化敌为友，通过两次密约，擅自将东北划分“南满”、“北满”两部分——南归日本，北归俄国，彼此不可逾越;而若有其他列强欲进入，则日俄相助逐之。

这种局面维系了一种奇特而脆弱的平衡。中国的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帝国主义列强彼此防范，谁也不乐意它们被任何一方强占——不被某一方霸占，他们未来也都还有分赃的希望;而若被一方强占，则其他列强将无指望。因此制衡力量的存在，中国保持着对各地区的宗主权。

明确而蛮横地瓜分中国，并非列强们的明智选择，因此而中国保持完整，亦复悲哀。

在这种脆弱的平衡格局之下，列强与清政府的关系方式，也开始调整而转变，资本在此际成为核心性的关系纽带。

这个时期，各个列强在中国已经逐渐明朗各自的势力范围：1897年德国借口教士被害，出兵占领胶州湾，随后与清政府签订《胶澳租借条约》，租期99年，准许德国修造从胶州湾至济南的铁路，铁路附近30里内煤矿由德国开挖。法国取得了云南、广西、广东的开矿优先权和越南至中国境内建筑铁路、架设电线权，接着又取得了广州湾(今湛江)99年租借权。英国得到了中国长江流域永不割让给他国、永任英国人为海关总税务司的承诺，又强行租借九龙新界和威海卫。日本在割走中国台湾之后，还获得清政府不将福建让租他国的认可;并经日俄一战获得与俄国平分中国东北的权益……起步稍晚的美国只能提出“门户开放”的主张。

1901年之后，列强此前的动辄武力相向的行动，开始转向实现各自的投资特权。与正常的国外投资不同，这种特权是在中国丧失国家主权的情况下进行的，由外国资本享有垄断权利。——统计表明：甲午战争前，虽经过50多年积累，1894年外国在华企业资产总额还只有约1.09亿美元，而到1902年则已增至4.78亿美元。

大量资本进入中国，与清政府急举借外债以偿赔款并维系国家运行形成一种奇异的结合。借债须有抵押，而此前清政府已将差不多能够抵押做担保的东西押了出去，现在还剩下最有价值的就是铁路——“量中华之物力”，也唯有此端。铁路之于列强的价值，除了投资巨大，资本收益率极高之外，更重要的是，兴建铁路所经地区，一般将成为投资国的势力范围——在政治上，这是另种形态的争夺并瓜分中国方式。

如此局面，正如当年《中兴日报》所载《路矿其不保乎》所言：“铁路为全国命脉，从经济上讲，则关于财政;从调运上讲，则关于兵政。若铁路为外人所有，不啻财政、兵政之权，全授之外人也。兵权、财权全在外人之手，国尚能自立乎?”这种简单道理，清政府各色当权人士岂能不知?只是，晚清时刻清政府已无选择，只可能以此饮鸩止渴方式维系。

国家不能自立，革命将无可避免。不过，我们以现代化的中国发生史角度而观察那段历史，那个年代，无论革命、政府再造还是现代化启动……其核心性资源，当然是资本，而资本几乎悉数需要列强输入。非常屈辱的只是，清政府以关乎国家独立的资源抵押列强，只是为了举债偿赔款而已。帝国主义列强先以坚船利炮侵占中国，继以资本控制中国……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当然屈辱。

显然，观察那个时代，资本作为列强核心性的控制资源，当是基础。非此，我们将无可理解清亡之后的中国政治走向。而资本的决定性价值，直到改革开放至今，仍可被深刻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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