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的一厢情愿也是太平天国后，清廷中央权力向地方转移带来的后果。由于内外战争导致湘军等半私人武装的兴起，削弱了清末的中央权力，导致朝廷和地方权力分配的变化。

一个前所未见的情形是满汉官员数量比例发生了颠倒。1861到1890年，清廷任命的44个总督中，有34个是汉人。同一时期朝廷任命的117个巡抚中，汉人占了104个。

其次是出身行伍的人日益掌控实权。上述34个汉人总督中，许多出身乡勇而非科举这类传统仕途，而104名汉人巡抚中，有1/4的人甚至从没有考中过进士甚至举人的功名。当朝廷的军事、经济开始为汉族大臣所掌控时，张之洞的努力可以说完全没有摸到满族统治者的心意。

曾国藩、李鸿章和张之洞等人毕竟是君权思想浓厚的传统文人士大夫，内心并无夺权篡位的野心。张之洞本人并无意在新军培养自己的私人势力，他甚至从不在自己的故乡招募士兵。虽然和袁世凯一样重视军事学堂的建立和留学生的培养任用，也和袁世凯一样关注留学归国人员的任用，但张之洞并不强调私人的效忠。当朝廷将他调离时，他也失去了对自己建立的新军的控制力。然而与张之洞不同，从建军之初，袁世凯便开始灌输绝对忠诚的治军理念，不过忠诚的对象是他自己。

西方人在参观北洋军军营时，发现军营内到处悬挂着袁世凯的头像。效忠的思想被变成各种《练兵歌》，谱以西方军乐教授给士兵传唱。因为袁世凯的士兵不像张之洞的新军那样强调读书识字，如此编成歌曲，更容易给本来就没有多少文化的士兵洗脑。

不过和张之洞一样，袁世凯也一改旧军队官员吃空额、扣军饷的惯例，制定规章，所有军饷都直接发到士兵手中而不是交给统辖的军官，有时甚至亲自监督发饷。这更让士兵们意识到，袁宫保才是赏饭的人。但部队忠诚的核心是军官，这方面，袁世凯有效地在新旧体制中为下属谋求利益。

他最热衷的是把军官们送入军事学堂和国外的军校，孜孜不倦地为属下谋求各种地位，这其中还包括绿营的官职。绿营虽然早已腐朽，但有趣的是，其军官的职位却被朝廷认可。反倒是新军军官在官场没有编制和品级，自然也没有仕途上的地位。于是在袁世凯的提拔下，北洋军将领们的官衔不但有绿营和八旗，还有各种知县和候补道等五花八门的职位。这更让他们紧密团结在袁世凯的周围，让后者的地位也水涨船高。

与袁世凯相比，张之洞更重视军人素质的养成。从1900年开始，张之洞在武汉及其他不少地区开设了许多学堂，科目涉及广博，且大量向东、西洋派遣留学生，人数远远超出其他各省。为了提高新军质量，张之洞更喜欢招纳识字的文化青年投军。1905年科举制废除后，一时传统知识分子出路迷惘，许多本省和外省知识分子纷纷投入张之洞的新军。西方军事观察家认为，张之洞的第八镇新军，是所有新军中士兵文化程度最高者。

南方其时也正好是革命党最活跃的地区。大量新军军官都曾在日本接受军事学习，成为革命党重点争取的对象。湖北新军中成立了不少公开、半公开的组织，如“群治学社”、“文学社”、“军队同盟会”、“共进会”等。张之洞的“启智”和开明，客观上让湖北新军成为日后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中最先起事的革命党新军部队。

无论是张之洞被辜负的忠诚，还是袁世凯对北洋军一己之私的培植和经营，清廷其实应负最大责任。从重建新军开始，清廷的核心目的并非强国强兵，不过是试图将帝国被分散的武力收回朝廷用以防民防臣，以致同为新军，朝廷却厚此薄彼，空让忠臣白头，让能臣异心。一个国家政府内心如此阴暗叵测，在内忧外患时仍以私利凌驾于国家利益，纵有10个张之洞又如何能改变中国现状?纵有10个袁世凯，又焉能不让其私怀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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