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绿营不同，新式军队无论装备还是训练，耗费巨大。张之洞在给朝廷的上奏中曾估计他练军所用费用，每万人年耗费白银44万两。张之洞认为，一支合格到足以与西方匹敌的军队，将领必须合格，勇丁必须娴熟技艺，人员必须强壮，勇丁绝不当杂差，连队必须足额，军火必须丰富，粮饷必须充裕。所有这些不但都要仰赖充足的经费，还要保证它们必须落到实处。

袁世凯比张之洞等地方大员的优势，在于深得兵部尚书荣禄和李鸿藻之力，经费筹措无须在辖区巧立名目，而是直接来自户部，这是其新军能编练成精锐的根本。

镇压维新运动后、庚子之变前，兵部尚书荣禄本来掌控着新建陆军的大权。他将国家4支最重要的部队改编为“武卫军”，分左右前后中五军。分别是聂士成的武毅军，董福祥的甘勇，宋庆的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中军则是满族的八旗禁卫军。武卫军各部则开始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为样本进行改建。为了这支中央直接掌控的部队，户部每年要拨款40万两白银。为保证军费，荣禄甚至被授权在经费不足时，可以挪用地方上接济福州造船厂的款子。

然而满族朝廷试图再次掌控军队的企图很快遇到挫折。董福祥的甘军和聂士成的武卫左军在八国联军侵华时全军覆没，参加过甲午战争的聂士成战死。好不容易编练的3支新军，转瞬只剩下袁世凯的武卫右军一支。加上1901年袁世凯接替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袁世凯武卫右军的经费更加无忧。1902年2月5日，朝廷居然诏准了他的请求，拨出高达100万两白银作为他部队的军费。

既然武卫右军成为护卫京城唯一一支新军(张之洞新军数量远不及袁世凯)，袁世凯更有暗中要挟朝廷的资本。1904年1月袁世凯奏报，由于日俄准备开战，他需要10万兵力才能防御直隶。为此他与庆亲王(刚接替死去的荣禄)商榷，要求增招3万人并添置大量装备，全部费用高达600万两白银。

袁世凯再次表现出圆滑手腕。他提出考虑到朝廷的困难，希望先筹备300万两白银，其中100万两由直隶自筹，200万两由户部拨款。但这笔款项，他建议由练兵处转拨，为的是以避免遭到其他地方大员的嫉恨。结果两个月后款项仍未到手，他以战祸的后果作为警示，朝廷竟下令要求户部立即拨款。

有资料显示，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前，各地新军的军费总开支已达白银5400多万两，远远超过绿营和勇营1900万两的军费。而新军学堂589万余两的费用也接近了八旗军880万两白银的耗费。

权力与危险

袁世凯的优势不仅在于财力。在他运作下，1901年清廷发出密函，要求将张之洞在江苏训练的新军“自强军”从湘军将领刘坤一手中调拨给袁世凯，理由是协防空虚的京师。当时已不再掌控该部队的张之洞虽然提出异议，但这支部队最终还是调拨到袁世凯手下。

实际动因其实是荣禄所处的满族集团试图削减地方汉族大员的兵权，袁世凯不过是善于揣摩和顺应罢了。然而1901年李鸿章去世，次年湘军领袖刘坤一去世，到了1903年，荣禄也死了。随着支撑帝国腐朽大厦的最后几根柱梁的倒下，袁世凯就成为清廷唯一能仰赖的军事人物(张之洞虽然也兴办洋务、编练新军，却并不以军事而闻名)。

1907年清政府本计划以袁世凯的北洋六镇为模板，最终在全国编练36镇新军。然而到1911年，最终不过编练14个镇、8个混成协、4个标以及一支由满族人为主体的禁卫军，总兵力不过13.18万人。但北洋六镇就占了7.45万人，成为新军的绝对主力。此时除了张之洞在武昌重新编练的第八镇陆军，清帝国最精锐的部队基本上集中在袁世凯手里。清廷和荣禄试图将帝国精锐再次集中于满人手中的种种打算，最后成全了袁世凯。

中国官场利益盘根错节，真正有志做事之人无不饱受攻讦。当年李鸿章办北洋，多为朝中清流所恨。丁汝昌尚在威海卫死战，早有李秉衡上奏要他人头，何以袁世凯志得意满?

其实袁世凯练兵刚一年时，监察御史胡景桂就在1896年4月参奏袁世凯“嗜杀擅权”、“克扣军饷，诛戮无辜”等多条罪状。荣禄幕僚陈夔龙在其《梦蕉亭杂记》中记载了随同荣禄后来前往小站“查办”袁世凯的结果。陈夔龙写到小站新军：“该军仅七千人，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专练德国操。马队五营，各按方辨色，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荣禄问他，你看新军与旧军比较如何。陈夔龙回答：“素不知兵，何敢妄参末议，但观表面，旧军诚不免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生面独开。”

结果，荣禄“查办”的结论是，“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袁世凯去小站练兵本是荣禄的推荐，由自己的后台“查办”，何忧之有。何况袁世凯练兵确有绩效。于是最终结论反倒是“查明均无实据，应请毋庸置疑”，“查该道员血性耐劳，勇于任事……于将领中间为不可多得之员”。

袁世凯和李鸿章、张之洞等儒生们最大的区别，是他极为适应中国官场——无论朝中如何变乱，他永远能迅速找到最强有力的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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