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袁世凯控制下，新建陆军练兵很快有效。清末名臣、被称为“戊戌第七君子”的徐致靖在《密保练兵大员疏》(由康有为代拟)中曾称赞说：“新建陆军之练洋操也，精选将弁，严定饷额，赏罚至公，号令严肃，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植木……”

新建陆军不但早已超越淮军水平，也超过了此前任何一支清军部队的实力。据说天津小站这个小小的海河镇子，就因为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曾在1895年后的欧美世界地图上被标记在中国版图上。

新军的实力不仅表现在精神面貌上。1906年“漳德秋操”中，它表现出了比张之洞属下湖北第八镇新军更强的作战能力。没过几年，英国《大陆报》派往汉口的特派员丁格尔就在汉口亲眼目睹了这两支部队真正的交火。

在《辛亥革命目击记：〈大陆报〉特派员的现场报道》中，丁格尔写道：“在那段时间内，清军(袁世凯北洋军)作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开始展示出他们的优势。革命军最大的缺陷是他们基本上是由乌合之众组成，他们不懂战争技巧，结果可想而知。”

在丁格尔眼中：“北方军队是由一些受过严格训练且灌输着强烈的军人意志的士兵组成……谈到中国军队编制中的缺陷，我非常清楚，而且这个缺陷至今也仍存在。北洋军是袁世凯亲自创建的，袁被认为是那个年代里最伟大的军事改革者，他把清朝军队中存在的缺陷降到了最低限度。”

帝国财政和袁世凯的经营

武力的基础便是人和钱，一支精锐的部队若没有强大经费支持，不过是镜花水月。袁世凯新建陆军之所以能够编练成功，很大程度在于他以其手腕和地位获得他人没有过的财政优势。

在1897年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大清帝国的收入和开支》中，上海英国领事哲梅森详细分析了当时清政府的财政状况。他估计中国每年岁收在8897.9万两，其中半数用于维持军备和相关军事机构。哲梅森分析，地方武装至少消耗了他能列举所有开支的一半。

清朝兵部和户部自己的报告则表明，1898年一年间，乡勇、防军、练军和新建陆军共消耗军费2000万两，其中半数为百无一用的绿营和练军吞噬。

清帝国财政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一个西方式统一有效的中央财政。在西方国家，税收先汇入国库，再依据财政预算拨到地方。清帝国正好相反。税收虽然由各省征得，却因各种临时性的需要零零碎碎地分拨给当地、他省和中央。某些省份要接济外省，同时却又从他省得到某些款项。

以1894年浙江省为例。该省岁收除了维持本省军队，还要调拨给京师的军队、北洋舰队甚至东北的军队。朝廷财政极度混乱，一方面导致惊人的浪费，另一方面则让军队这个最需要长期稳定巨额经费喂养的巨兽永远处于饥饿状态。如果袭用据说是拿破仑对中国睡狮的比喻，那么这只狮子之所以长睡不醒，完全是因为多年营养不良。

最简单的方式看似是裁撤那些无用却耗费巨大的绿营，用节省下来的钱编练更有战斗力的新军。

早在1874年曾国藩就奏请在沿海、沿江各省建立并训练共12万新式军队。曾国藩认为，这个规模的新军每年只需800万两白银军费，仅是当时中国所有陆军军费的1/10。1896年盛宣怀也曾建议，与其每年在绿营和乡勇上浪费数千万两白银，不如全部裁撤，用西方制度另外征募和训练新军30万人。康有为则对裁撤绿营最为激进。他主张“全汰”、“立汰”。胡燏棻则相对和缓，建议每年裁减二成，5年裁竣。

然而西方人看似简单而又对“国家”有利可图的改革，在中国却有巨大阻力。西方国家军队都是中央常备军队，军费由中央拨款，然而大清国的绿营、勇营，其粮饷却主要由地方提供，所需不足还需自行筹备。以胡燏棻和袁世凯练兵的小站为例。淮军盛字营当年驻扎于此，一则是位于海防要地，另一方面由于土地广阔，让盛军得以挖河造田，种粮养兵。之后，盛字营永久消失在朝鲜战场，小站稻倒是流传至今。

绿营、勇营虽然没有战斗力，却是百多年来吃空饷发财的工具。从仕途上看，绿营军官属于国家编制，是升官发财的正途，新军军官却在官场没有编制，自然没有地位。甲午战后清廷发起战后改革陆军的大讨论时，仍有人视刀矛藤牌为制敌利器，或继续反对引用西方的军制练兵。只有极少数开明官僚认同以西法建军，但一谈到军费就百般推诿，根本无法落到实处。

显然，对于各地大员来说，新军属于中央陆军，却要消耗地方财政。如果为此裁撤他们控制的绿营、勇营、练军等传统军队，则不但损失更多财路，还将丧失众多可以用来安排下属仕途的职位。有趣的是，在朝廷下旨编练新军前，本来也兴趣不大。因为北洋海军过去耗费大量金钱，对加强朝廷中央权力却并无多大价值，反倒让越来越多的汉人官员声望日隆，手握大权。裁撤绿营，将失去朝廷在地方的耳目和爪牙，还可能让编练新军者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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